2011-03-2315:59:20

    （续上）

    这实际上反映了革命者心理上自相矛盾的一面。

    孙文年轻时师法洪秀全，捣毁乡里文庙神像牌位的故事，已经将晚清时代的革命者与太平天国勾连了起来，而作为基督徒的孙文，如果同时也是反对中国传统文明及民俗的革命党人，很容易使人想到洪秀全的造反运动，这势必会因普通国民对长毛子并无多少好感而削弱孙文同盟会反满革命的正当性。

    革命者也清楚地知晓，诉诸革命的两大理由和目标——推翻满清帝制及建立共和政府，不能站在反对中国民俗的基础上展开，而只能站在将满清归为非汉族同类的处境，才能为自己的革命寻找到支持者。

    孙文十分明白，革命的支持者只是少数，甚至可以说除了三合会组织成员、信奉基督教者、海外华人中的激进者和年轻学生（包括留学生）外，革命并没有在主流社会中赢得多少同情。

    孙文在《建国方略-心理建设》之“有志竟成”中对此总结道：

    “由乙末（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败以至于庚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此五年间，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也。

    “盖予既遭失败，则国内之根据，个人之事业，活动之地位，与夫十余年来所建立革命之基础，皆完全消灭，而海外之鼓吹，又毫无效果。

    “适于其时保皇党发生，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当此之时，革命前图，黑暗无似，希望几绝，而同志尚不尽灰心者，盖正朝气初发时代也。”（孙文，《建国方略》）

    因此，一旦当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人所坚持的君主立宪成为主流民意时，革命者要争取到支持者恐怕会更加困难。

    戊戍变法后，国内积极参与变法的智力精英，和支持变法的年轻学生纷纷东渡日本，加上1895年孙文等革命党人因广州首义失败后也逃亡寄居日本，一时之间，云集日本的留学生和政治逃难者达近万人。

    君主立宪派与共和革命派，为争夺支持者而进行思想论战，对双方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而这场著名的争论，对中国国体转型来说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但梁启超的新民说和民族建国论，则使康有为和孙文之间，在君主立宪和共和革命问题上的争论，更为混沌不清。

    2011-03-2316:07:21

    2、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与民族建国论

    萧公权认为，晚清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冲击大致有三种反应：

    “保守派不认为中国传统有何问题，且完全厌恶效法夷学【14】。

    “另一极端派是认为中国传统一无是处，要无条件地西化【15】。

    “在这两派之间有两群人，一大群人多少感到“中国之学”有些问题，乃建议一部分的西化【16】；而一小群人认为中西之别仅是表面的，因此变革过时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不是西化，而是世界化——不过是把中国文化提升到世界共同的水平【17】。

    “这种说法有说服性，因实在与宋儒所说天理相通、四海同心一样。今日的政治家也说，“文明人的理想是相同的”，不论主张世界化之人的动机及基本信念是什么，他们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相当的重要性。因为他们有意或无意在作思想上的综合。他们对西方文明的了解有限，自不免粗疏浮浅。但在社会思想领域内，他们毕竟要比纯传统派和西化派体面得多。”【18】

    萧公权先生以中西文化深厚之修养，对晚清中国思想界所作的评估，自不是顺便说说而已。但先生略而不谈对中国近代具有重要影响的曾国藩、梁启超等人的思想属于何类。这其中自有他意。

    【14】萧公权认为应以倭仁为代表。倭仁是晚清守旧派领袖、理学宗颖大学士，他质问说：“夷人称兵陵我畿甸、焚我园囿，凡我国人何能一日忘记此仇耶哉？何能复举聪明俊秀中华才士变而从夷？”倭仁还在一奏折中说道：“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师事夷人？”

    【15】萧公权认为何启与胡礼垣接近这种态度。实际上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思想者、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孙中山共和革命支持者中的一些美式民主派，包括当代的部分新自由主义者，都属于这一类。

    【16】这类思想者，应包括魏源、曾国藩等今文学者或说经世致用派及洋务派。

    【17】萧公权认为汤震接近这种态度，汤氏认为：“西人的政教制度大体基于《周礼》，而科技则源于先秦诸子。”（《危言》，卷一，页11）。持这种态度的还应包括新文化运动中的国粹派。

    【18】萧公权著，汪荣祖译，近代中国与新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2011-03-2316:11:49

    （续上）

    实在说，依笔者浮浅之见，近现代中国智识界中，真正称得上有大思想或思想创新者，不外曾国藩、严复、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马一孚、梁漱溟、熊十力等数人而已。

    恰恰巧合，这些思想者却正是兼顾中外而有思想综合能力的人。

    曾国藩以今文经学之深厚涵养而成就经世之学复兴之路，看似迟滞了中国的西化进程，实则使中国近代的社会转型和国体转型，得以按照中国的方式而不是欧洲的方式去进行，并避免了中国被列强分而制之的图谋，使我们至今受益；

    严复为西学中国化第一人，举凡译著，无不对其涵义做了中国化引申，此非无思想者可为；

    康有为虽自高自大，但其思想即使曾被当代中国人严重误解，但兜兜转转，我们最终还是不得不循其渐进主义之路，而重塑中国之健康肌体；

    梁启超出于康门而超越康门，仅其“新民”一说，即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和国体转型找到了不二途径，“新民”之新，正在于“淬历其本有”、“采补其本无”，由此方能实现老旧中国向“少年中国”的新生；

    马一浮、梁漱溟和熊十力等人，其成就，在洞察东西方思想基础上，平实地揭示了两者的差别和本义。

    在本文主题之外的上述额外意见，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发生在20世纪初的君主立宪派和共和革命派之间的意见论战，实质关系到中国由帝制转型为共和制的关键。

    这便是因论战而舍弃了君主立宪，共和革命者欲图师法英美，结果却反而使英美之共和制，失去了在中国立足的可能性，最后由蒋中正建立了一个党权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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