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2316:35:49
（续上）
气息奄奄者，自然指老后一类人物；而与鬼为邻者，则是暗指共和革命者。
梁启超之所以用暗指的方式，来表达对共和革命者的不满，是因为此时这些革命者还没有办《民报》与他论战；再者，尽管保皇党人与共和革命党人之分歧已然形成，但双方尚有合作共攘革命之举，而期翼两者合作的也大有人在。
两者公开论战是1905年以后的事情。此时的梁启超以27岁年轻生命之力，喊出了他的强烈心声：
“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然则如何使少年中国，成长为“完全国家”呢？
梁启超思虑的结果，是一个三步走的策略：
（1）行民族主义于中国，抵御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
（2）欲行民族主义，应按照淬历其本有、采补其本无原则，塑造具有国民独具特质的新民；
（3）之后是民族建国问题。（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
2011-03-2316:38:54
（续上）
单就梁氏此方略而言，并不构成与革命者的思想冲突。
尽管在民族主义与新民之间的关系上，梁氏所论存在逻辑瑕疵，但站在他的时代，以及他所了解的西方社会思想及其社会政治生态角度来看，梁氏所言自有其所本。
而就梁氏方略的核心民族建国而论，此方略是比较务实的。
尤其重要的是，此时的梁启超对康有为的君主立宪已经避而不谈了，甚至在《新民说》系列论述中，着重强调的是国民的平等权利、自由、公德、自尊、自治、进步、合群，以及严复所看重的民德、民智、民力问题。
他说：“然则为中国今日计，彼非恃一时之贤君相而可以弭乱，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必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埒，则外自不能患，吾何为而患之！此其功虽非旦夕可就乎，然孟子有言：‘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蓄，终身不得。’今日舍此一事，别无善图，宁复可蹉跎蹉跎，更阅数年，将有欲求如今日而不可复得者。呜呼！吾国民不可不悚耶！可不勖耶！”（梁启超，《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很显然，梁启超既不认为一时贤君相可以弭乱（舍弃君主立宪），也不认为草野一二英雄崛起可以图成（革命非唯一方案）。
但这并不表示，此时（1902年）的梁启超反对革命。
他所反对的，是“滥用自由平等之语，思想过度，而能力不足以副之”的革命，反对的是如章炳麟那样的以排满为目的、以仇满为快意的革命（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论知理之学说》）。
2011-03-2316:41:54
（续上）
有关民族建国问题，是梁启超1902－1903年思考问题的核心。他认为：
“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有民族主义所磅礴冲击而成。
“……此主义发达既极，驯至十九世纪（近二三十年），乃更尽而为民族帝国主义。
“……其国民之实力，充内而不得不溢于外，于是汲汲焉求扩张权力于他地，以我为尾闾。其下手也，或以兵力，或以商务，或以工业，或以教会，而用一政策以指挥掉护之是也。
“近者如俄国之经略西伯利亚、土耳其，德国之经略小亚细亚、阿非利加，英国之用兵于波亚，美国之县夏威、掠古巴、攘菲律宾，皆此新主义之潮流，迫之不得不然也。
“而今也于东方大陆，有最大之国，最腴之壤，最**之政府，最散弱之国民，彼族一旦窥破内情，于是移其所谓民族帝国主义者，如群蚁之附膻，如万矢之向的，离然而集注于此一隅。
“……彼以一二人之功名心而来者，吾可以恃一二英雄以相敌；彼以民族不得已之势而来者，非合吾民族全体之能力，必无从抵制也。彼以一时之气焰骤进者，吾可以鼓一时之血勇以相防；彼以久远之政策渐进者，非立百年宏毅之远猷，必无从幸存也。”（梁启超，《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梁氏此论，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极相近似，反映了他罕见的洞察力。而民族帝国主义之对外扩张本性，被梁氏视为“充内而不得不溢于外”的本性使然。尽管这种说法掩盖了帝国主义者欲图他人财富或殖民他土的野心，但毕竟梁启超没有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遗憾的是，他深具危机意识的见解并没有引起国人的重视，特别是有关“非立百年宏毅之远猷，必无从幸存”的意见，揭示了吾国危机及前途的不堪。但革命者并没有理解这一点，反而认为这些民族帝国主义会因为中国革命者采纳了列强的制度和思想，而会得到列强的善意回报，孙文一直寄希望列强对中国共和革命的支持，即循此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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