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2916:24:44

    （续上）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士绅群体与欧洲新型城市商业阶层也大不相同。

    欧洲革命的力量，来自于逐渐壮大的城市商业阶层对社会权力的强烈追求，非如此不能确保自身的既得利益，因而通过革命，实现社会政治权力，由世袭贵族向商业新贵的转移，是难以遏制的趋势，而削弱君权，是削弱世袭贵族权力的政治斗争关键。

    但中国的士绅群体，本身是依靠智力成就获得社会权利的，且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具有超越帝制时代皇族君权的社会思想和道德独立性。

    他们与君权之间既是一个利益共享关系，也是代表民权制约君权的主要社会力量。因而变革的动力减少来自于对利益的追求，更多是来自于对国家民族危亡的巨大责任之心。【11】

    【11】为了论述此一观点，张朋园引用了一位社会学家，关于政治人对于现存社会政治系统“乐观与悲观”态度的理论。

    该理论认为，抱乐观态度者，同意在现状下改革；持悲观态度者，不存在改革的希望。同意改革的是自由主义者，不存改革希望的是革命家；希望维持现状的乐观派是保守主义者，希望维持现状的悲观派是反动主义者。

    尽管居原氏赞同张朋园的分析结论，但不赞同他得出结论所基于的理论。

    因为，在中国革命者、立宪派、保守者之间的分歧，不仅仅是对变革所持的乐观或悲观态度所致，还有对内忧外患性质的认识，以及对于自身社会文化传统的理解方法之不同。以马一孚、严复等学贯中西的大师级人物为例，他们在革命浪潮中，由尊崇西洋到回归中国思想的过程，便不是一个悲观或乐观的问题，也不是一个进取和保守的问题，而是一个对是非原则的坚持问题。

    2011-03-2916:31:35

    （续上）

    这些重要的不同，一方面使以资政院、谘议局议员为代表的中国士绅群体，肩负着拯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强盛的崇高道德责任；一方面使他们深陷于激进者与保守者相互制肘的情感泥淖。

    这必然使他们表现为既进取、又保守、有时又进退维谷的多重态度。正如张朋园所说:

    “谘议局、资政院人士的出身背景，可以确定他们有相互矛盾的心理状态，既保守，又进取；在保守中求进取，在进取中求保守。……士绅固不必为自由主义者，而其乐观于在现状下求改革，正是其进取心与保守心里的必然趋势。但是立宪运动并未成功，相反，在谘议局成立后的第三年，辛亥革命发生了。这一批人卷入了革命的洪流中，他们在革命中有重大的影响。革命的成败，在他们进取与保守态度的左右下。”【12】

    【12】张朋园著，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

    2011-03-2916:32:07

    （续上）

    据此意见，张朋园将晚清时期的政治力量，分为革命党、立宪派、反动派三类，并按进取和保守倾向对三派再予区别。

    进取的革命党人往往激烈地要求改变现状，保守的反动派则激烈的反对任何改变现状的事态，这两个极端都人数较少。

    而温和的革命者，则与立宪派中的激进者相近，温和的反动派，则与立宪派中的保守者几近；而大多数立宪者是既进取也保守。

    张氏更进一步将这些不同态度，与中西文化相联系，认为革命党人多羡慕西洋文化，力图效法；保守派固守传统；立宪者半新半旧，有进取有保守。

    这就解释了，辛亥革命发生后，部分立宪派人与革命党人合流，另一部分则走向反对激烈的革命。

    至为重要的是，当进取的立宪派，与温和的革命党妥协时，革命狂潮便迅速消退。

    2011-03-2916:34:02

    【史外肆言】历史不能假定。但如若假定1911年没有发生辛亥革命，这些年富力强的中国精英们，能否肩负起实施宪政的责任呢？

    如若满清皇室，能如这些议员们所期望的那样，早日制定和颁布以君主立宪为国体的宪法，并按宪政之精神，组织起相对独立于君权的责任内阁制政府，由帝制向君主立宪的国体转型，是否能成功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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