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3014:45:37

    五、1911年前旧秩序得以延续的主要原因

    1、帝制国体面临着冲击但社会结构的三大支柱仍存

    中国社会到了1900年时，帝制国体的农业－士绅体系社会结构的三大支柱，都开始面临着外部力量的冲击：

    （1）乡村庶民共同体面临着珠江－湘江－长江大水之南正在崛起的工商业力量的冲击，

    （2）士绅政治共同体中，上层士大夫与下层士绅群体之间开始出现分化，且上层士大夫之间，也出现了立宪与守制的分歧，下层士子群体出现了改革与革命的分歧；

    （3）王道思想及君子受命于天观念面临着改制变法的巨大压力。

    但另一方面，农业经济仍然是维系乡村共同体存在的基础。尤其是在北部中国，乡村共同体几乎未受到工商业力量的侵蚀；国家的治理也还主要依赖士大夫的专门能力，康梁变法企图摧毁的八股取士制度也在变法失败后重新被恢复；帝制国体的皇权尽管被削弱，也只是因光绪帝被软禁而自缚手脚；宋代以来作为官方思想基础的程朱理学尽管被儒家的经世之学所替代，但汉之考据学、代表中国人文精神的词章之学，也未受到太多的损害。

    2011-03-3014:48:23

    （续上）

    而1905年之后的新政，特别是1908－1911年的立宪运动，不仅未能如清廷希望的那样稳定政局，即平息汉族立宪派的立宪热情，反而在两个方面加剧了满清政权的危机。

    一是新的官署实行单一领导（传统是满汉两个尚书）且裁撤了书吏，为满清贵族排挤汉族官员提供了机会，也迫使大量年轻有为的汉族低层官员离开中央政府机构，这实际上极大地削弱了清政府对社会的管制能力，也削弱了它在日益离心的地方那里的合法性。

    二是地方主义的加强，为革命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环境条件甚至是支持。特别是孙文的革命党人的活动，在那些曾经极力主张变法和支持康梁变法的地区，得以方便地开展活动。满清入关时与汉族之间的紧张关系，随着其统治合法性的被削弱而重新紧张起来。

    但这种重新加剧的紧张关系，与满清入关时的紧张关系，在性质并不完全相同，汉族人不是以造反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而是要以革命的方式来表达对满清政权面对外侮时的无能的愤怒。

    结论也就自然出现了：只有推翻满清的统治，才能将中国从西方入侵后形成的社会困局及其民族生存危机中予以解救。

    但这个结论，却连带将帝制也一起作为了革命的对象，并因此加剧着帝制社会结构瓦解的进程。

    2011-03-3014:51:09

    （续上）

    而中国社会结构的瓦解过程，并不像迄今为止东西方学者所片面理解的那样，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在满清帝制被推翻后就已经完成了。

    1911年的辛亥革命只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并不是瓦解进程的终结。

    这个瓦解过程，尽管由西方的商业侵袭和军事入侵所导致，但瓦解本身却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包括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的抉择过程，虽然受到西方人和西方思想的影响，但这并不是决定性因素。

    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国人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和基于自身需要做出的选择。

    这既是直到今天为止中国仍没有被欧洲化的原因，也是我们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后，要花费150年之久，来探索民族自强和重建社会结构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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