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0115:24:15

    （续上）

    由此可见，中国人所理解的革命，其内容是纷乱的，其理念大多为泊来的似是而非的概念或观念。

    不管是立宪派要引进的日本式的君主立宪政体，还是邹容和孙文等人主张引进的以美国为样板的共和政体，实际上都没有仔细地理解日本和美国政体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思想基础。

    邹容只是读了美国《独立宣言》（邹容时期译为《美国独立檄文》）的中文译文，和一些歌颂美国革命的文字，便为中国选定美国的政体和自治法律，不能说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因而，那些充斥在《革命军》中的独立厅、自由钟的美国神话，只是符号化的美国，而不是真实的美国。

    当邹容大胆地要求“凡全体个人之事，及交涉之事，及设官分职国家上下事，悉准美国办理”时，我们就不能苛责于他了。

    即使今天，以普世价值为旗帜的自诩为“社会精英”的一些学者和新闻工作者，还在模仿着邹容，也希望中国的政治改革“悉准美国办理”。

    2011-04-0115:26:30

    （续上）

    类似于邹容的革命思想，在1905年前后充斥在教会学校、新式学堂、留学生、独立知识阶层和革命党群体中。

    这些思想成为催化社会革命的春药，使能够接触这些思想的年轻人昂奋不已，而由老女人控制的满清政府则对此妒恨不已，只能被迫选择改良而让人觉得它还有政治上的活力。

    这时，康有为仍坚守君主立宪的思想。

    在革命者眼中，他由风骚一时的变法者，变成了满清政府的娈嬖。而他的同志梁启超，则在改良与革命之间寻找着合理性，渐渐与康有为这位恩师分道扬镳。

    1905年时，32岁的梁启超已经成为年轻人的导师，在年轻人中的影响甚至超越了他的导师康有为。

    他的关注点已经渐渐由促进变法，转向为变法寻找理论支持了。

    在这个转变中，梁启超接受了严复推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中国漫长的历史与各国进行比较，得出了几个重要的结论。

    2011-04-0115:31:13

    （续上）

    一是将晚清的今文运动，比作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希腊学术的复兴，并把康有为比作是“孔教中的马丁.路德”。

    二是主张民众应对国家而不是统治者服从，老百姓应该唯法是从，而不是唯伦常而从，因此应该通过爱国、自爱、自尊、自强、关心公益的“新民”教育，而从精神上振兴民心，“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集大成，在变官制。”【9】

    三是提倡和推行民族主义，梁启超认为，“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Nationalism）所磅礴冲激而成。……各地同种族、同语言、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然则唯中国今日计，必非恃一时之贤君相而可以不弭乱，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必其使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垺，则外自不能患，吾何谓而患之！”【10】

    但正是梁启超“必非”、“亦非”两句，使他既得罪了改良者，也得罪了革命者，夹在两者之间。

    这使梁启超，犹如后来的民主同盟诸君子，夹在革命左派和革命右派之间，最后弄得自己似“首鼠两端”之辈，被改良者抛弃后，由革命者埋葬之。

    但有谁能知，其实真理正在他的手里。

    【9】林文光选编，梁启超文选之“论变法不知本源之害”，四川出版集团，2009年。

    【10】林文光选编，梁启超文选之“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四川出版集团，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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