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0216:58:37

    （续上）

    然西风东渐已成趋势。守旧士大夫可以在自己主持的学校中使教育内容“依然如故”，也可以在日记中去抵制西方式的教育，但却不能不让寺院成为学校，也不能阻止新一代士子的成长。

    这些正在成长的新一代士子，势将取代老一代士绅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尤其是，当老一代士绅不能去勇敢地承担时代责任时，新一代士子们会毫不犹豫地承担起来。

    而在两湖地区，各类高级学校和专科学校，主要集中于武汉和长沙这两个省会城市。

    1905年，由上海学界发起的联合抵制美货的学生运动，第一次将全国的学

    界联合了起来。

    运动针对的是美国的种族主义政策，即美国人拒绝解除有关中国移民进入美国、夏威夷和菲律宾的限制。

    如果比较中国人70年前对待英国商人在广州的限制政策，似乎两者没有太多本质上的差异。

    问题是，中国移民是按照西方社会的标准和理念而合法移民的。

    对于这场学生运动，西方人多视为一种排外的民族主义，这是根本错误的。

    但由这场运动，更加使年轻一代认识到了西方列强的虚伪，并自发联合起来以集体的方式表达不满。

    武汉的抵制运动，得到过广东商人的支持，曾使美孚公司的的销售额大幅度地下滑。

    而长沙的抵制运动，则吸引了大部分年龄较大的学生参加，但却由于浙江商人（湖南绝大部分外国商品由浙江商人代理销售）的消极对待，而使抵制运动效果不彰。

    但学生运动以全国联合的方式展开，表明城市的作用已经正在增强。

    而在城市中起作用的力量，将不再仅仅是士大夫官僚和豪门望族了。

    像欧洲城市兴起时期一样，新的力量，已经在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中，开始快速地增长。

    这些力量中，除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士子外，绅商的渐成气候，已经是不能忽视了。

    2011-04-0217:07:56

    【史外肆言】即便今天，西方社会也往往将中国民众对西方社会的不满，贬抑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不是在张扬民族主义，而是想说明民族主义的思想狭隘性。

    民族主义发轫于19世纪初的欧洲。作为一种凝结民族、同时也分化国家的思想力量，曾经是欧洲人民族优越论的主要发力点。当欧洲人开始用民族主义指责别人时，所暴露出的，是其不再自信的心理。

    2011-04-0217:11:57

    （续上）

    湖南士绅中，王先谦与前刑部官员张祖同、候补道台杨巩等，合作投资了宝善成公司、恒丰火柴公司及恒丰木材公司，张和另一个士绅还建立了一家矿砂精炼厂。

    1902年，王先谦又和14名高等级士绅联合向巡抚提出，设立阜湘公司以从事矿业；而黄忠浩与另一批士绅则获得了设立沅丰公司从事开矿的授权。

    1903年，这两个公司合并为湖南矿物总公司，与陈宝箴1895年设立的湖南矿务局一起，湖南的士绅，几乎控制了大多数的湖南矿业企业。

    这些被湖南人称作“旧党”的士绅，所办的企业最终或是没有太大的成长，或是因经营不善被接收，因而也使老士绅，在遭到新一代士子的挑战后，在经济上也败下阵来。

    与此不同的是，由新一代士绅创办的企业，大部分最后得到了发展。属于这一类的企业主要有：熊希龄创办的醴陵瓷业公司，湖南谘议局议员、前道台陈文玮创办的长沙电灯公司，由富有官吏袁树勋父子和举人杨度、举人梁奂奎创办的炼锑企业华昌公司等。

    湖南士绅们对兴办企业的热衷，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阻止列强染指湖南的矿藏资源，1903年，英美德日曾联合申请与湖南当局合作兴办矿业，小业主与外国签订的矿产开采权合约，曾达到8000余份，这成为士绅们投资矿业的主要动因；

    二是为了抵制外国的商业影响，这几乎是与洋务运动中兴办工业企业和民生企业的逻辑完全一致；

    三是获利的动机。

    但老士绅们的良好动机，并不能保证他们创办的企业走向成功，反而因其“旧党”的身份和不懂经营、不善于使用专业人才等，而使企业经营受挫。

    他们对正在发展中的城市的影响力降低了，这表明，因城市的欧洲化发展，他们在中国上层社会中的地位，将逐渐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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