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2316:14:10
（续上）
早在1895年公车上书后，为推动维新变法救国，康有为一边上书以求光绪支持，一边注重结交同志，共谋宣传变法主张。
宣传的主要途径是办报和组织强学会。
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努力下，北京强学会成为传播变法主张的阵地，一时之间，强学之风由北京吹袭上海、天津、广东、湖南、湖北、福建、江苏、陕西、四川、广西，及至澳门和新加坡，倡导变法和强学的学会、学堂、学报、书局、报刊在全国各地涌现。
1896年强学会遭禁后，梁启超、黄遵宪、汪康年等人主持发行《时务报》，广受时人欢迎，“各省志士争相醵资合群以讲新学”（按：梁启超“改革起原”）。
《时务报》最盛时，在全国15省有多达69个分销处，并在东南亚华侨中及日本都有发行，对强学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亦使梁启超名声鹊起，与康有为并称康梁。
2011-03-2316:17:23
（续上）
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弟子，流亡日本后，积极地参与到康有为保皇勤王的努力中。
他先后创办《清议报》(1898年12月－1901年12月)和《新民丛报》(1902年2月－1907年11月），继续像在国内那样发表鼓吹君主立宪和宣传时政的文章。
在这期间，梁启超有机会接触众多的西方文献，眼界和思路大开，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
标志梁启超思想走向成熟的是1900年2月发表在《清议报》（第35册）的《少年中国说》。梁启超从“国家”一词入手，并借用欧洲的国家主权观念，论述中国虽有国名而未成国实的缘由：
“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自百年以来也。完全成立者，壮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19】
【19】林文光选编，梁启超文选-少年中国说，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
2011-03-2316:18:34
（续上）
梁启超所理解的百年以来的“国家”，指的是欧洲19世纪初，因拿破仑征服欧洲的战争所引发的欧洲民族主义国家的兴起。
尽管这些民族国家成立的条件，主要的并不是梁启超所理解的土地－人民－居而守之的关系，也不是卢梭民约论所阐释的主权观念，而是德国的民族主义国家观念，但毫无疑问，民族国家兴起时，所自证合理的逻辑中自然包含了梁启超所给的两个条件。
卢梭民约论（按：社会契约论）要证明的核心理念，是民权高于君权，亦即只有人民自愿缔结了生活共同体，且将自身在生活共同体中的权利保障之权力，通过让度给被称作“人民主权”的“公共意志”后，基于这样的“公共意志”所构成共同体——国家——才有其成立的合法性。
所以，君主可以代表主权但君主不是主权，也不是主权的来源；而君主也只有得到人民的授权后，才可以合法地代表主权。
但是，正如欧洲的国家论者所看到的那样，让所有人自愿地去缔结这样一份让度自己权力的“民约”，实际是不可能的，因而连卢梭本人都同意多数人（而不是全体）的意见，可以作为缔结这份“民约”的依据。这便是议会制被认为可以作为国家成立的重要依据。
按照上述逻辑，梁启超自然地会认为，家族之国或酋长之国或诸侯封建之国或一王**之国的古昔之中国，是一个不完全的国家，因为这些所谓的“国”不符合欧洲流行的以“民约”建立国家的标准。
但梁启超混淆了依“民约”论建立的国家，和以民族主义国家观建立的国家之间的区别，他简单地将凡是有“议会制”的国家都归为具备“合法性”的完全国家。
2011-03-2316:21:07
（续上）
而梁启超的良苦用心也正在这里。
他反对革命者认为中国是一个老旧——死期将至——国家的意见，因为中国从“不完全”之国到未来的“完全”之国，正在进行中，因为中国数千年来只有“朝廷”而没有“国家”，朝廷是一己之私产，国家是人民之公产，两者没有关系，不能认为朝廷将死就是国家将死，盖因朝代继替有其成长到死亡的周期，而国家从孕育到成长也有自己的生命周期，所以，有朝廷时代的古昔中国，是中国成为完全国家的少年期而已，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有充足的理由，去欢呼少年中国将成长为一个完全的国家——“美哉，我少年中国乎！”
但梁启超不仅仅反对革命者称中国为一老旧之国家，他同时也抨击致使这个老旧国家，难以成为完全国家的那些老后（慈禧）、老臣、老将和老吏者。
所以，他认为:“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于彼气息奄奄、与鬼为邻者何与焉？”【20】
【20】林文光选编，梁启超文选-少年中国说，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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