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2316:41:54

    （续上）

    有关民族建国问题，是梁启超1902－1903年思考问题的核心。他认为：

    “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有民族主义所磅礴冲击而成。

    “……此主义发达既极，驯至十九世纪（近二三十年），乃更尽而为民族帝国主义。

    “……其国民之实力，充内而不得不溢于外，于是汲汲焉求扩张权力于他地，以我为尾闾。其下手也，或以兵力，或以商务，或以工业，或以教会，而用一政策以指挥掉护之是也。

    “近者如俄国之经略西伯利亚、土耳其，德国之经略小亚细亚、阿非利加，英国之用兵于波亚，美国之县夏威、掠古巴、攘菲律宾，皆此新主义之潮流，迫之不得不然也。

    “而今也于东方大陆，有最大之国，最腴之壤，最**之政府，最散弱之国民，彼族一旦窥破内情，于是移其所谓民族帝国主义者，如群蚁之附膻，如万矢之向的，离然而集注于此一隅。

    “……彼以一二人之功名心而来者，吾可以恃一二英雄以相敌；彼以民族不得已之势而来者，非合吾民族全体之能力，必无从抵制也。彼以一时之气焰骤进者，吾可以鼓一时之血勇以相防；彼以久远之政策渐进者，非立百年宏毅之远猷，必无从幸存也。”（梁启超，《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梁氏此论，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极相近似，反映了他罕见的洞察力。而民族帝国主义之对外扩张本性，被梁氏视为“充内而不得不溢于外”的本性使然。尽管这种说法掩盖了帝国主义者欲图他人财富或殖民他土的野心，但毕竟梁启超没有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遗憾的是，他深具危机意识的见解并没有引起国人的重视，特别是有关“非立百年宏毅之远猷，必无从幸存”的意见，揭示了吾国危机及前途的不堪。但革命者并没有理解这一点，反而认为这些民族帝国主义会因为中国革命者采纳了列强的制度和思想，而会得到列强的善意回报，孙文一直寄希望列强对中国共和革命的支持，即循此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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