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0215:37:38

    （续上）

    孙文企图回答这个问题，以便为革命者找到可以协调一致的思想或理论。

    因为1905年前后，在中国本土及海外华人中，康有为的君主立宪主张仍然有众多的支持者，包括传统的士大夫、正统的绅商、乡间士绅与东南亚华侨，甚至普通民众都并不认为没有皇帝的日子是自己需要的【14】。

    而梁启超以他的新民思想和绮丽文风，吸引着大批年轻人成为其思想的追随者。

    尽管梁启超对革命持赞同态度，但他认为，与革命比起来，旨在改善国民素质的新民教育，是更为重要的事情，因此开始对来势汹汹的革命和共和政体诉求进行贬斥。

    梁启超的立场壮大了康有为的力量，革命者因此与梁启超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但相比起来，革命者除了推翻满清的目标和激情的革命口号外，还缺少像康、梁那种包含中国传统支持的系统化的学说，为革命运动提供合理化的思想支持。

    孙文的方法，是将西方的民权思想、革命党人推翻满清的民族主义、太平天国的也是中国传统的平均地权思想结合，形成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将美国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制度，加上中国传统的考试和纠察（后改为监察）之权，合为五权，作为共和国宪法的政治框架【15】。

    而在1906年发布的《军政府宣言》中，孙文等还将同盟会倡导的国民革命的性质，及其与太平天国的不同做了具体的阐述，并提出了四纲三期的由军政经约法而宪政的革命方略。

    【14】康有为因此被革命者视为保皇党领袖，他的这一“身份”一直作为后世革命者对他的最终评价。

    【15】孙文：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参见：翦伯赞等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中华书局，1985年。

    2011-04-0215:40:18

    （续上）

    由孙文、黄兴、章炳麟共同制定的《军政府宣言》的主要内容如下：

    “今者国民军起，立军政府，涤二百六十年之膻腥，复四千年之祖国，谋四万万人之富祉，此不独军政府责无旁贷，凡我国民皆当引为己责者也。维我中国开国以来，以中国人治中国，虽间有异族篡据，我祖我宗常能驱除光复，以贻后人。今汉人倡率义师，殄除胡虏，此为上继先人遗烈，大义所在，凡我汉人当无不晓然。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纬经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自今以往，国民之责任即军政府之责任，军政府之功即国民之功，军政府与国命同心戮力，以尽责任。用特披露腹心，以今日革命之经纶暨将来治国之大本，布告天下：

    （一）驱除鞑虏……

    （二）恢复中华……

    （三）建立民国……

    （四）平均地权……

    上四纲，其措施之次序分为三期：第一为军法之治。义师既起，各地反正，土地人民新脱满洲之羁绊，其临敌者宜同仇敌忾，内辑族人，外御寇仇，军队与人民同受治于军法之下。……第二为约法之治。……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于约法，军政府与地方议会及人民各循守之，有违法者，负其责任。……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全国行约法六年后，制定宪法，军政府解兵权、行政权，国民公举大总统及公举议员以组织国会。一国之政事，依于宪法以行之。……”【16】

    【16】1906年秋冬时节，孙文、黄兴、章炳麟在日本制定制定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其中《军政府宣言》为其中一篇。参见：翦伯赞等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中华书局,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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