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0215:52:02

    三、农业－士绅体系的社会结构处于嬗变之中

    1、晚清社会的重要变化

    中国社会在晚清末期已经出现了几项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预示着帝制国体在经历了2100多年之后遇到了真正的挑战。

    第一，儒家经世之学的复兴终结了程朱理学的影响，至少在维新派和革命派这里，程朱理学代表的是落后的不合世界潮流的思想。

    而由程朱理学支撑的满清政府，还在死死地依靠这一思想体系而企图使自己的统治延续下去。

    但它的做法又是不明智的，曾于1898年拒绝了有可能扭转这一趋势的维新变法主张后，不得不在内忧外患的巨大压力下，于1901年它的权威最虚弱时，被迫仓促按照维新变法的主张，实施企图维持统治合法性的社会变革新政。

    而每一项新政的实施，客观上又加强了反对者的力量。

    政府出资派往海外的留学生及其新式学堂的学生、它在国内训练的新军及其毕业于新式武备学堂的年轻军官，受它鼓励在国内设立企业的商人及其形成的绅商势力，得到它准许在各省召开的省级咨政会议及其以民间士绅为主的成员，屡禁不止的报刊及成长中的独立知识分子等，现在已经开始围绕革命者的旗帜进行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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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

    第二，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等于是拔除了支撑老旧帝国大厦的脊梁和支柱，很快便引起了士绅阶层的分化，绅商合流、军绅合流、独立知识分子现象的出现，使传统社会结构必然走向自上而下的离析状态，它动摇了皇权的稳定性。

    这种危险，迫使清政府以更加严格的措施，对待从这种离析状态中孳生的革命者。

    而每一次对革命活动的镇压、对革命者的监禁、对革命思想传播的禁止，都恰恰成为革命的助燃剂，使革命者的热情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

    而对汉族革命者的同情，则越来越广泛地存在于执行清政府围剿革命者政策的地方政府的汉族官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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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

    第三，老思想已经凋零，新思想的种子还未萌芽。

    1900年后，本来可为清政府提供政权合法性理据的康梁维新派，却处于清政府的严格监察之中。

    这直接导致其所实施的新政，缺乏为民众认可的思想上的影响力，亦即新政的变法政策，只是在形式上有利于清政府的存续，而实际上由于不能获得来自汉族人思想上的支持，使变法新政在以乡村自治为传统的广大乡村社会中，引不起民众的热情；反而促使保守的乡村，开始产生思想上的混乱，并由于经济和生活压力的逐渐加大、满清对洋人的屈辱性让步等，而增加了对朝廷的不满。

    这也同时催生了一批优秀的年轻人，从乡村走向城市，再由通商口岸跨越海洋，去寻求新的思想和新的希望。

    孙文从英美弄回了一套三民主义和民权宪法，不幸的是，他将美国民权共和的枝梢，嫁接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上。

    邹容及陈天华这些年轻的革命者，看中的是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的“革命理想”，而非社会成果，期望自由女神，自愿地嫁到还蓄着辫子的中国来。

    而梁启超、蔡元培等倡导的通过新民教育而改善国民素质的期望，与革命者盼望的一夜醒来，中国已经光复的梦想相比，是一个太过缓慢的进程，根本成不了社会变革的纲领。

    而章炳麟也只是看到了“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而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的可能性，至于如何由革命而生新思想，则“自非躬执大彗以扫除其故家污俗，而望禹城之自完也，岂可得乎！”【1】

    章氏一生治学，一如革命，充满激情，虽被誉为古经文学最后一位大师，但儒家学说，也被他拆得七零八落，就是不见新思想的一粒种子落地。

    【1】引自：翦伯赞等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之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华书局，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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