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0216:50:40

    （续上）

    湖南人的这些对付外国人的手段，或许在其他地方也可以举出不少，但作为中国本土18省中一个主要省份，不可能单靠这些小手段，就能阻止列强对湖南的商业侵袭和掠夺式贸易。

    而且由于向外国开放较晚的缘故，一旦开放，面临的冲击也特别地大。当汉口至长沙的定期汽船运输开放后，原来依靠小帆船的船工们就受到了直接的打击，约50万船工立刻陷入生计艰难的境地。

    尽管开放后，整体上湖南的经济未遭受太大的冲击，但人们心理上受到的冲击或许会更严重一些。

    理解到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不是纯粹的商业侵袭和财富掠夺，将中国人推向了民族主义，欧洲人傲慢的种族优越态度，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1902年，湘西辰州人，误以为两名英国传教士在水中投毒引起了一场瘟疫，而将这两名英国人打死，结果一艘英**舰，便耀武扬威地开到长沙，来监督对保护传教士不力的一名中**官的行刑。

    这种傲慢的行为，在任何地方，都会激起对入侵者的强烈仇视情绪。

    2011-04-0216:52:15

    （续上）

    而武汉的开放要较长沙早40年。

    或许是得益于张之洞极力倡导洋务和新式教育，外国的影响和冲击经过两代人的消化，已经渐趋平淡。

    所以，当1901年清政府重启变法，下令将所有的书院改为新式学校时，湖北与全国一样，在张之洞的主政下，很快就执行了这一新政。

    截至1907年，改造和建立了1318所各类学校。四川和直隶执行得更好一些，四川有各类学校7793所（初等小学为6924所），直隶有8723个（初等小学7596所）。

    而湖南的各类学校却只有739所（初等小学仅419所）。

    2011-04-0216:53:30

    （续上）

    造成两湖之间这一巨大教育差异的，是此时的湖南巡抚，是一个极端守旧的人，他与湖南的守旧士绅们一起，消极地抵制清政府创建学校的谕令。

    1902年成立湖南学务处时，巡抚宣布的教育政策，第一条原则是“培养德性，以作忠孝”；湖南名儒、传统士绅王先谦，被聘为长沙师范馆馆长。

    他对这所学校的应对策略是，即令教育机构是新的，但内容依然如故。

    既连算得上开明的著名今文学派、时任衡州书院院长的王闿运（1833－1916年），也对将寺院改造成学校心神不安。他甚至抱怨说：“如此维新，无殊革命矣。”他还在日记中写道：

    “牌示略定日课，以副改学堂之说。康、谭之结，争鹜收召浮薄，故并心于讲报。天主教之宗旨也。然借以整齐学规，未始无意。今书院实不如禅堂，禅堂又不如教堂也。”【5】

    老先生的愤懑之语，有两点意趣。一是认为新式教育是采用天主教宗旨，二是认为学堂、禅堂和教堂是相类的。

    这后一点，应被理解为对学堂和教堂的讥讽，此中透漏出的是传统士大夫对西方的心理抵制——对新式教育的抵制，并不是这些传统士大夫的真正心意。

    【5】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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