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0710:46:23

    （续上）

    武昌起义者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甚至起义之顺利，似超出了起义组织者的预期。

    连孙文在事后都认为：“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瀓一逃；……以当时武昌之新军，其赞成革命者之大部分已由端方调往四川，其尚留武昌者只炮兵及工程营只小部分耳，其他留武昌之新军尚属毫无成见者也。乃此小部分以机关破坏而自危，决冒险以图功，成败在所不计，初不意一击而中也。此殆天心助汉而亡胡者欤！”【16】

    尽管孙文所述未必全实，但一击而中评价却是中肯的。

    【16】引自：翦伯赞等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之《有志竟成》篇，中华书局，1985年。

    2011-04-0710:56:51

    【史外肆言】与孙文所说的革命者大部被调往四川相反的是，革命者所在的军队大部分因具有革命情绪不可靠，而被留在了武汉。这是武昌起义能够一击而中的主要军事原因。

    而在7000千湖北新军中，因张彪协（旅）调往四川，也削弱了总督所能掌控的军队的势力。

    孙文所讲的“决冒险以图功，成败在所不计”，也并非全部实情。这是没有看到湖北新军革命者，为起义而做的远较同盟会更详实的准备工作。这其中不乏对湖北新军起义的贬抑之意。

    而起义组织者，在起义成功后，遭到同盟会和各独立省立宪者联合排挤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

    时值辛亥起义100周年之际，希望国人能公正地评价起义组织者为革命所作出的巨大牺牲。

    不知诸君以为然否？

    2011-04-0710:59:49

    （续上）

    如果从1911年中国社会局势，以及两湖地区、四川等地的动荡不安来看，起义的成功就绝不是意外了。

    如从蒋翎武、孙武等共进会、文学社成员为起义而进行的准备工作来看，则还是比较充分的。

    所以，蒋、孙、刘三人不在现场指挥这一点，并不能成为起义纯粹是一次冒险行为或意外的证明。

    在关键时刻，熊秉坤、蔡济民等人的核心作用，是起义走向成功的关键；而保证起义成功的基础，则是共进会和文学社成员对起义的坚定态度和强烈的反清情绪。

    如果将孙文、黄兴、唐才常、焦达峰等人采取的依靠秘密会社的民变策略（1911年广州起义除外），与孙武、蒋翎武等人采取的兵变策略相比，则策略的正确与否，就立刻变得重要了。

    除此之外，秘密会社与湖北新军中的革命者，有一些基本相仿的性质。

    秘密会社尽管成分复杂些，但主要领导者多为士绅，湖北新军中的士官大多数是湖北武备学堂或两湖书院的毕业生。

    而他们之间的真正不同，主要是两点。

    一是秘密会社属于民间组织，组织性和思想一致性较弱；

    二是革命者与秘密会社的联合是一种看似务实、实则不是很正确的选择，以秘密会社为主的起义即使成功了，也难以得到城市权贵的认可，革命者还得在权力中心之外寻求对旧权力的打击。

    这正是1927年以后，**人被迫做出的选择，而能够容许孙文的革命党人，像**人那样，坚持以农村为根据地不懈奋斗的客观条件，此时还并没有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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