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1021:14:22

    （续上）

    第三，由洋务运动和外国资本兴办企业，在通商口岸一类的城市社会中形成一种新社会力量——工商业力量或说商业力量。

    商业力量兴起后产生了三方面的重要影响。

    一是农业－士绅社会的以农为本传统，在欧洲的重商主义冲刷下开始慢慢消溶；

    二是促使城市快速发展，社会重心开始由乡村向城市挪移，出现了以务工为主业的城市平民群体和城市上层社会，尤其是绅商的崛起，改变了传统城市社会的功能和影响力；

    三是以农业为主体的单一经济结构向贸易、商业和制造业逐渐增加的多元化经济结构转型。

    最能说明这一转型的，是新型关税和商业税（厘金）的快速增加，新式关税和厘金（商业税）在晚清的财政结构中已超越土地税和贡粮的份额。

    这预示着农业体系，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已经开始减弱，且此趋势从此不再可逆。

    2011-04-1021:15:53

    （续上）

    第四，士绅政治共同体出现分化，出现了绅商合流、军绅合流趋势，且不再依附于官僚体系的文人士子（独立知识分子），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

    士绅共同体的分化，使部分社会精英从官僚体系游离出来，要么经商而成为城市社会的新显贵，要么弃笔从戎成为足可影响一方的实力人物（绅军），要么特立独行成为时政的针砭者或新思想的传播者。

    尤其是绅商与文人士子的联合，将士绅区分为新士绅、旧士绅两类。

    这两类士绅往往因信念和秉持的原则不同，而常常相互龃龉，原本同为皇权之下官僚体系中的臣子，现在一部分可能要作为“逆臣”而挑战皇权了。

    章炳麟、梁启超、陈独秀、蔡元培、章士钊等均属这一类。

    2011-04-1021:18:18

    （续上）

    第五，前所述及的，儒家学说中的经世之学，由曾国藩而走向复兴，而支持满清皇权的程朱理学则走向式微。

    由经世之学派生的实用主义、中体西学思想，以及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商业救国、立宪救国、革命救国论此起彼伏，反映的既是欧洲商业－军事体系文明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农业－士绅文明，企图与欧洲文明抗争的不懈努力。

    因而使中国文明，以“丧权辱国”为代价，拒绝了被欧洲化的命运。

    2011-04-1021:19:53

    （续上）

    第六，也许教育的改变可被看作是目的单纯、意义更著的社会变革不可或缺的部分。

    尤其是新式学校的设立，使程朱理学之外，新一代得以接受孔孟经世之学和西洋实用知识。

    大约出生于1890年以后的人，家庭条件稍为优渥者，均有机会享受这样的中西混合教育。

    接受新式教育的成果之一，便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悄然而至。

    而此时，科举制度已经废除，由初级学堂走出的人，其优秀者往往选择各类专门教育机构，如师范学堂、武备学堂、实业学堂等进行深造，以备国家之需。尤其是武备学堂，成为年轻一代践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理想修习之所。

    这些变化都以其不可逆的特征，而为旧秩序的解体和新秩序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线索，也直接佐证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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