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6-0322:33:26

    （续上）

    所有这些，都使黄土地上歌声和笑声阵阵，红色的旗帜，将天空也映衬得特别蓝。

    连老天爷也肯帮忙，连续多年风调雨顺，加上宣传抗日的活动总会使蒋中正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农民的愤恨，红军和**很快就赢得了农民的感激和支持，**被当作穷苦人民的大救星而受到尊崇，红军总司令朱德被视为神奇的英雄而为农民所爱戴。

    当苏维埃政府决定发行由“中国工农苏维埃政府国家银行”印制的纸质货币时，红色根据地变成了一个国中之国——混合着军队、农民、革命者、政党、反革命分子的红色国度，在黄土地上顽强地生长着；

    而这个国度的经济，则是混合着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小农经济的一种奇特的体系，而维持快速发展的红军的资金，却主要不是来源于这些不同经济成分的税收，而是靠“没收”和捐献。

    2011-06-0322:35:56

    （续上）

    对此，苏维埃政府的财政人民委员林祖涵（林伯渠），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解释道：

    “我们说我们对群众不收税，这话不错。但是我们对剥削阶级是狠狠地收税的，没收他们的剩余现款和物资。因此我们这里的所有税都是直接税。……我们这里只对10％人口征税，那就是地主和高利贷者。我们对少数大商人也征收很少的一部分税，但对小商人不征税、以后我们可能对农民征小额的累进税，但在目前，群众的税全部都取消了。

    “另外一个来源是人民的自愿捐献。在战争还在进行的地方，革命爱国热情很高，人民认识到他们有可能丧失苏区，因此他们志愿大量捐献粮食、金钱、布匹给红军。我们也从国家贸易（按：与国民党控制的白区之间的贸易），从红军的土地（按：红军自己开垦的土地，如王震的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垦荒地），从自己的工业，从合作社，从银行贷款得到一些收入。但是当然，我们最大的收入是没收。”【22】

    【22】[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

    2011-06-0322:38:37

    (续上)

    当埃德加.斯诺将林祖涵的“没收”,理解为“一般所说的抢劫”时，林祖涵辩驳说,那是国民党的看法。

    林祖涵介绍说，苏区的开支为每月32万元，其中40－50％来自没收，15－20％来自自愿捐献，其余的收入来源于贸易、经济建设、红军的土地、银行给政府的贷款【23】。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这都是一个极其节俭的开支。

    对此，当然不能用经济学的观点加以解释，更不能只认为**的所有开支都被记录在林祖涵的帐簿上了。

    因为，开支中有一部分，是由围剿红军的蒋中正军队“赠送”的战利品，包括张学良赠送的部分；

    还有，所有的战士和干部，都是只领生活费不领饷银的革命者——**军事力量的忠诚献身者。

    【23】[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

    2011-06-0322:40:42

    （续上）

    延安所建立的革命政权及其庶民政治的社会试验，有几个重要的特点。

    第一，通过铲除乡村社会中的富人群体，建立一个庶民政治的社会，**取代传统社会中的士绅，成为乡村社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第二，以乡村自治为特征的社会，通过“农会”——不同于传统的生活共同体的新政治共同体——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了军事政治经济高度一体化的“军国”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传统乡村社会的生活共同体，被改造为“政治共同体”——自律性为他律性所取代。

    第三，在庶民政治中，个人身份由他承担的社会责任而不是在家族中的血缘关系来决定，乡村传统以宗族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秩序，进入被摧毁的前景。

    第四，这是一个对社会既有特权阶级实行以暴力为基础的财产剥夺和人民专政的红色政权；这一符合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社会试验，为**赢得了社会底层人民的支持，也为合法地占有富人财产，而解决红军给养找到了行之有效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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