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7-2111:37:12

    【续上】

    合作化运动以中农和贫农之间的经济不平等，强化了他们之间的政治不平等，尽管相对于在土改中被剥夺多余土地的地主和富农来说，存在于中农和贫农之间的不平等算不上什么，但以官方政策的方式来强化和利用这样的不平等，必然使那些得到土地后还不能使自己富裕起来的农民，成为合作社共同劳动的重要参照对象——集体贫穷成为一种时尚。

    这种人为不平等，是从评估合作社偿付的土地价值的利益时开始的。

    《南方日报》在1955年10月22日刊载了这样的新政策：富裕家庭的土地按其价值的85％计算，一般农民的土地按其价值的95％计算，贫农的土地按其价值的100％或更多计算。

    后来公社化时期，农民依靠土地不能养活自己的处境，其根源就在于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用人为的不平等和极其粗糙的工作方式【36】挫伤了劳动致富的古老原则。

    【注36】1955年11月中旬，陶铸在一次会议上承认，10万个合作社中，5万个没有评估成员的财产，另外3.5万个没有提高产量。见：傅高义著，高申鹏译，**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2页。

    2011-07-2111:39:52

    【续上】

    平静和自在的乡村生活，因合作化运动而被组织到新政权所赖以存续的工农联盟中——使农民成为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原料供应基地、后勤保障基地和工业投资所需要的资金的提供者，并逐渐由在社会秩序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被边缘化为受工人阶级领导的城市发展的奴仆。

    农民个体避免了被另一个农民剥削的命运，却作为一个群体，陷入被工业化和城市化歧视与剥削的命运。

    近年来，有学者对制造这种城乡不平等的城乡二元结构大加赞赏，甚至对批评建国以后城乡二元结构“在身份上限制农民，在政治上歧视农民，在经济上剥削农民”的意见持反对态度，甚至认为“新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模式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新中国60年取得成就的最基本的基础”和“秘密”。【38】

    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宁可不要这样的模式和这样的发展经验。

    【注38】见：贺雪峰论文《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发展模式的核心与基础》。载于：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和国的6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182－200页。

    2011-07-2111:41:41

    【续上】

    到1955年的12月，中国1亿1千万农户中，已有至少7千万农户加入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

    1956年底，加入初级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农户总数的96.3%，【38】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

    1953年提出用三个五年时间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结果仅用4年就“完成”了；同时完成的还有中国农民的现代转型——由个体生产者向社会主义生产者的政治转型，以及中国乡村的转型——由乡村生活自治共同体向半军事**、半古老屯垦体制的现代公社演进。

    当然，打土豪分得的田地，最终还是要交还官家——像王制时代的井田制、帝制时代的均田制规定的——授田之民在60岁或死去时——那样。

    【注38】广东1956年1月底，有合作社132304个，80％的农户加入合作社，2月底，92.8的农户加入合作社，其中44.2％是高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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