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8-1522:16:02

    【续上】

    傅高义写于1969年的这些观察，谨慎地将大跃进及人民公社运动，看作是新中国制度创新过程中的一次失败的尝试。

    的确，正如傅高义的另一个客观的评价那样，“公社的动员比以前任何一次乡村的重组更严重地打乱了乡村生活的节奏。合作社分配土地和大农具，改变了当地生产劳动组织的本质。而公社渗透个人的生活，不仅许多家庭中亲人离开了家，而且实际上留下来的人也没有时间来展开他们的私人生活。虽然乌托邦的梦幻理想和较早时期的构想没有多大的不同，但人们不再是通过侥幸、命运、继承，甚或是现代科学和计划而达到乌托邦，乌托邦的关键是体力劳动。领导人试图创造一种新的道德伦理，或者至少是一种新的兴奋点。整个家庭除了在食堂里短暂的两餐时间外，不少人从日出到日落都在田地里，一些农民的劳动时间很长，就倒头睡在田地里，在那里过夜。在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通过使用大量如此强度的体力劳动来加速实现现代化的进程。”【68】

    【注68】傅高义著，高申鹏译，**下的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6页。

    2011-08-1522:19:26

    【续上】

    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问题是自不待言的。

    除了**及同事们相信1959年可以完成粮食产量8000－10000亿斤（1958年实际产量为4000亿斤）、钢产量2700－3000万吨外，农民们被美好**前景所激发的激情，或许不遑呈让。

    有276358人组成的广东番禺人民公社，1958年9月成立时，就制定了1959年的目标：每个成年人计划生产12000斤粮食，每个社员年消费1000斤粮食，15斤油，20斤糖，60斤肉，360斤蔬菜，100斤水果，除保证为所有人供应粮食之外，每人每年另发15元工资，每7－10天看一场电影，拖拉机将取代体力劳动。结果是738个食堂开张，每个食堂有375人吃着不要钱的饭菜。

    而落实**“组织军事化”的方法是，在公社下设大队、中队、小队和组。【69】

    这是典型的农业－军事**组织体系。

    【注69】傅高义著，高申鹏译，**下的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2－233页。全国的一般情况是，公社下设大队、中队、小队，后来调整为生产管理区、大队、小队。小队以自然村或较小自然村的联合为主，相当于军队的连，以100－300人左右为主；大队一般有1－3千人，相当于军队中的团，管理区建制较灵活，一般包括3－6个大队。

    2011-08-1522:20:29

    【续上】

    这一体系的战争有效性，由**军队最终战胜蒋中正而得到证明。

    但作为拥有6.5亿人口国家的社会建设体制，不管赋予它多少崇高的意义，其乌托邦性质注定会遭遇现实上的挫折。

    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与全面大饥荒，事实上宣告了这一乌托邦计划的破灭。

    2011-08-1522:22:11

    【续上】

    建国后，粮食产量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1953－1957年间，平均粮食产量达到3600亿斤，1957年达到3700亿斤，1958年粮食产量增长到4000亿斤。

    大跃进后，粮食产量连续急剧下降，最低的1960年只有2870亿斤，较1958年下降28.3％，低于1950年的粮食产量，直到1965年才恢复到接近1958年的水平。

    下表为1957年至1965年粮食总产量、政府征购量及农村留粮总量。

    由于原计划1959年粮食产量为8000－10000亿斤，因此实际征购粮达到39.7％的高水平，加上1960年征购率为35.6％，留给农民的人均粮食分别只有446斤和424斤，这直接说明了在1959－1961年间大量农民因饥荒而饿死的原因。

    2011-08-1522:24:15

    数据来源：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401页表7；1957年产量以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及事件的回顾>（下）中提供的数据为准（485页）。

    农村留粮等于总产量减去收购量加返销量。粮食总产量包括未加工的稻谷、小米、小麦、玉米以及加工过的其他粮食，也包括薯类以及大豆和其他豆类。收购以稻谷、小麦、小米、豆类等细粮为主，由于在部分地区收购细粮受到限制，也会收购部分粗粮；返销给农民的以玉米、薯类等粗粮为主，农民需要以现金按国家牌价购买，也允许拿细粮去换粗粮的，这样，农民可以得到较多的斤两。由于农民主要以粮食为主食，一般或很少能吃肉类、蛋类食品，油水非常少，青壮年一天需要消费约1.6-2.0斤粮食才能吃饱。

    著者童年时一年几乎有三分之一吃得是红薯食品，每年春季约有40天左右时间要靠野菜、榆树叶、中国槐树叶、德国槐树叶或橡籽面混合一半米面充饥，这种局面直到1981年实行分田到户政策后才逐渐转变。表中数据对不上的情况，应是获得数据的来源或统计误差所致。

    2011-08-1522:28:16

    【续上】

    下表为1952及1957－1965年间城市和农村人均消费粮食量。

    由表可以看出，在饥荒最严重的1960、1961年，城市居民人均消费量是要高于农民，相对于有一定肉类及油水的城市居民来说，重体力劳动的农民的生活处境可想而知。

    这便是为什么三年达灾害期间饿死的主要是种地的农民，而不是城市居民的主要原因。由此可以说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决不能看作是合理的现象，更不能理解为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应有之义。

    数据来源：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92页表5。此表数据与上表中农村人均留粮量之差异较大，是因为留粮量中包括种子、变卖粮食以购买不可缺少的盐、煤油、糖、布以及农具、生活用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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