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8-1621:41:07

    【续上】

    城市的发展，建立在对土地的利用和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活动基础上。

    因而在城市中不可能像在乡村中那样，可将财富按平等主义原则去均分，这就使那些失去土地的社会下层人士，不得不沦为创造财富的工具。

    在财富的天平，慢慢向少数富有者移动的过程中，欧洲的以财产权来定位个人身份地位的规则，开始支配城市社会，这为商业力量夺取帝制时代政治力量在城市生活中主导性权力，提供了可能性。

    这种趋势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由于中央政权必须将对权力的关注放在城市一端，使乡村－农民自治共同体－农业秩序体系，和城市－财产权等级结构－商业秩序体系之间，出现了一个越来越大的缝隙。

    当这个缝隙，大到足以使政治力量对乡村的影响几乎消失时，中央政权便只能让乡村为造反者所占领。

    2011-08-1621:43:02

    【续上】

    除了最初和1910－1911年间的广州起义外，孙文所策划和领导的，旨在推翻帝制的多次起义，沿袭的是旧社会的造反方式，即便广州起义，也是旧中国的书生式起义。

    而只有武昌以新军为主的起义最后取得了成功。

    其原因在于，武昌起义是意外地按照欧洲的造反模式发动的，这一模式可追溯到希腊城邦内部的政治斗争范例。

    但起义之后，由于中国还不具备革命者实施自己理想的社会条件，不得不与旧政权的残余去分享政治权力。

    革命者让度权力的主要政治条件，是新政权必须按照欧洲的政治惯例，建立欧洲样式的中央政权。

    结果证明这完全是天真的想法；即使革命者与立宪派联合，企图以政党代议制的欧洲范式，来制约帝制政权的政治惯例复活，也没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2011-08-1621:44:49

    【续上】

    而最终阻止帝制惯例复活的，不是欧洲政治惯例的原则，而是中国传统的通过地方造反破坏失去人心的旧政权的法则。

    在欧洲原则和旧秩序法则都不能取得优势的情况下，欧洲的军事模式与中国的士绅模式，进行了奇怪的结合，由此产生的军绅政权通过混乱的厮杀，暂时将乡村秩序和城市秩序稳定在各自的原则下，任凭那些在欧洲化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精英们，在象牙塔里高喊着民主和科学。

    2011-08-1621:46:41

    【续上】

    这造成了不期然而出现的政治局面：以旧秩序为背景的军绅政权（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和以新秩序为追求的绅军政权（孙文南方军政府）之间，展开了以擭取乡村资源和控制城市财富的南北争夺战。

    最后是南方政权从两广出发（北伐战争），延长江流域东行和北上，将旧秩序势力推回产生它的政治基础的以乡村为主的北方故地。

    结局是可以预料的：代表欧洲原则的、以城市商业力量为基础的南方绅军政权，终结了代表旧秩序法则的、以乡村力量为基础的北方军绅政权。

    2011-08-1621:48:03

    【续上】

    一个重大的历史拐点是，在新兴起的以政党专政（训政）为理念的欧洲化力量中，既残留着旧秩序的痕迹，也包括有反欧洲正统原则的另外一个政党的存在。

    如果不是残留的旧秩序痕迹的影响，完全有可能在奉行欧洲正统原则和反欧洲正统原则的两个政党之间，找到一个融合点，使在按欧洲政治原则建立的中华民国南京政权中，将政治反对派作为矫正过度欧洲化的阻力器，使新国体在东西两端之间维持适当的平衡。

    2011-08-1621:50:55

    【续上】

    遗憾的是，这一局面并没有在抗战胜利后形成，反而使反欧洲传统的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乡村中找到了生存的土壤，并以顽强的生命力成长为反欧洲的强大政治力量。

    这一力量，以摧毁旧秩序赖以为继的乡村共同体作为自己的使命，并以财产权所衍生的阶级斗争理念，给“打土豪、分田地”的粗暴行为，染上红色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也让农民子弟的鲜血，成为掀翻奉行“欧洲政治原则＋列宁主义政党＋旧秩序痕迹”的蒋中正政权的浪潮，以期建立一个“中国式平等主义＋列宁主义政党＋旧秩序痕迹”的新政权。

    在这个过程中，执着于欧洲政治原则，并企图以这个原则来清除旧秩序痕迹的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宪法派，徒使自己陷入与城市工商业力量同样的发展困境中。

    因为，1945年时，城市工商业的70％，已经失去了它们在欧洲的发展条件，成为官僚资本和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和军事基础，而作为中国法则基础的乡村力量，已经大体上成为**的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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