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8-2222:05:45

    【续上】

    1960年夏天，饥荒进一步蔓延，**与苏共的关系也因大跃进政策、庐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和苏联开始改善苏美关系而恶化起来。

    7月28日至9月1日，苏联未与中国协商情况下，撤走了在华工作的1300多名专家。

    国内外的困局，使**领导人中的务实派渐渐在决策中拥有了发言权。

    1960年9月初，国务院在审议国家计委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指标中，周恩来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从大跃进大规模后退的政策开始取代大跃进政策。

    11月初由周恩来起草、**修改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农村政策十二条）发出，强调三级所有、队（生产大队）为基础七年不变、加强生产队基本所有制（生产小队部分所有）的人民公社根本制度，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少扣多分、增加社员收入，坚持按劳分配，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办好公共食堂，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认真实行劳逸结合，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等。【21】

    【注21】**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63－366页。

    2011-08-2222:09:43

    【续上】

    尽管这个指示有效地缓解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对生产瞎指挥风等“五风”对农村的破坏性影响，但可惜为时已晚，粮食减产已是定局，农村中饿、病、逃、荒、死现象呈不可遏制之势，共产风所释放的不受约束的贪欲，使干部蜕化变质，违法乱纪、摧残人命、化公为私、贪污多占、无法无天等事件，被记载于各地上报中央的材料中。【22】

    **此时或许真正感到了追求平等主义的浪漫，带给中国农民的灾难了。

    他于11月15日给周恩来的信中，要求要选派有坚强意志、决不怕苦精神的人到农村去，用五个月时间将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的形势扭转过来，争取1961年大丰收。【23】

    【注22、23】逄先知等编，**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101－1102页。

    2011-08-2222:14:04

    【续上】

    为减轻城市粮食及副食品供应上的巨大压力，也为增加粮食生产所急需的劳动力，**在11月决定，将2135万人从城市转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其中直接下乡的181万人，干部下放51万人。【24】

    11月14日，**又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要求大规模地动员群众，采集和制造代食品，如玉米根粉、小球藻等。【25】

    与此同时，**也向护士长说，他要开始吃素，不吃肉了，“跟老百姓共同渡过难关”。

    但**或许并不知道，他改吃素后，护士长每天需要为他计算摄入食物的热量【26】；老百姓则只能生死不由己地在饥肠辘辘中，回想着“吃饭不要钱”的美好时光。

    【注24】**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62页。由于1958年以来，全国共招收职工2500多万人，城市人口由9900万膨胀到1亿3千万，在周恩来主持下，**决定，自1961年起，三年内城镇人口减少2千万以上，本年内减少1千万。实际上，截至1963年7月31日，全国职工减少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2800万人。数据引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569页。

    【注25】**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569页。

    【注26】逄先知等编，**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098页。此处还记载毛的体重降到了75公斤。

    【注24】

    2011-08-2222:16:02

    【续上】

    **在11月28日**转发甘肃省委贯彻农村政策十二条报告的批语中，对自己快速推进人民公社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认为在这一问题上犯了“太快”的错误。【27】

    其实错误并不在于太快，而在于通过运动方式强加于农民的平均主义原则。

    尽管毛认为存在于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生产队内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以及公社规模过大是重要问题，但他并没有认识到这不是公社大与小的问题，而是公社本身的问题。

    在将中国乡村长期以来存在的以自律为原则的庶民生活共同体，改造成为以他律为原则的政治共同体过程中，出现的“一平二调”和“共产风”问题，实际上是超越现实的平均主义的必然现象。

    【注27】逄先知等编，**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104页。

    2011-08-2222:16:50

    【续上】

    在井田制基础上形成的乡里制度，一直是乡村社会的基本行政单位。

    在帝制时代及国民政府时期，乡里又分为里甲和保甲两种称谓，作为税收的里甲和作为治安保障的保甲，其主要功能仅限于税收和治安联保，乡村公共事务的协商和处理并不依赖政府的行政权力，而是以自律为原则的道德教化及宗法。

    土地改革运动已经将宗法废除，以自律为原则的道德教化功能，在乡村精英城市化过程中也趋于式微。

    而以组织化和军事化方式，重建乡村秩序的努力，被认为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制度所必须的。

    土地改革政策之所以会被农民接受，或许与农民本身仍然执着于“天下田天下人得而耕之”的观念有关；社会主义改造中推行的组织化措施，因以家庭为基本生活单位的传统并未受到冲击，农民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条件下予以勉强接受。

    但公社化运动的军事**特征，让党委领导下的新社会体制处于极大的试验风险中。

    当企图将近6亿农民“军事化、集体化、战斗化和纪律化”时，党委领导一切的体制，赋予了基层党组织无限大的权力和天不怕地不怕的激情，一种破坏性力量被投放到集中起来的农民的财产上。

    公共食堂这个典型的军事**产物，成为农民发泄被收缴财物不满的对象，且这种发泄为公社组织者和领导者的热情所掩盖，原本省吃俭用的农民很快将粮食装进了肚子里，行政体系不再受到党的政策以外的规章的约束，一场大规模的混乱和饥馑由此变得不可避免。

    **将这个灾难形容为三分天灾七分**。**也在1960年12月时承认“天灾更大了，**也来了。这**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28】

    【注28】逄先知等编，**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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