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9-2310:42:59

    1、社会主义在中国存续的合理性

    与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向西方学习所经历的过程相似，当**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区分开的新经济运动，以类似于1860－1895年的洋务运动方式展开时，有关学习西方工商业发展的国策，最终还是导致了政治权力外围的部分知识分子，去提出按西方代议制政治模式来改革国家体制的要求和愿望。

    在洋务运动时期，以改革派为主推动的发展军事工业和民生工商业运动，其直接目标是富国强兵，它引发了年轻知识分子用西方议会制来调整帝制国体的政治改革愿望。这一愿望后来成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体的共和革命的先导力量。尽管西方政治体制并没有在全体国民中间形成共识而得到确立，但部分知识分子的“议会制”梦想却并没有消失，一有可能便再次提出，且作为一种政治诉求，要求当政者采纳并进行社会政治改革。这几乎成了在野者与当政者之间政治分歧的主要因素，连**都需要借助西方的民主政治原则，在1944年作为重要的筹码，贯穿于持续到1946年的国共政治谈判。在这一过程中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所诉求的政治目标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自由和民主，并用宪法框架下的多党联合政府，来逼迫国民党政府让度部分政治权力给**及赞同联合政府主张的民主派人士。

    1957年的反右运动，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主要是在野的知识分子与**之间关于以党领政、党政不分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冲突。结果是**将主张建设“政治设计院”的章伯钧等人以右派的方式予以清除。随后出现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和大炼钢铁运动，被**的历史决议评价为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下，违反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所造成。而1978－1979年冬春之间出现的**及民主墙现象，本质上也是主张实行西方代议制政治的知识分子发起的企图改革**一元化体制的运动。问题是，西方的政治原则虽然从来难以在中国像日本那样被认真地实行过，但部分知识分子就是不去探究其中的深刻历史背景和思想根源，而是一味地将自己的不满怪罪于当政者，并且这样的假定似乎在他们中间成了一个真理：不受约束的权力一定会产生政治败坏，包括滥用权力、社会**、社会公平缺失，甚至效率低下等。

    他们没有看到，欧洲的代议制原型，根植于以商业为主导的城市市政管理的希腊公民政治传统，非要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个政治模型可以超越商业力量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而可以解决中国的现实政治困境。他们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将欧洲商业力量的发展归结为欧洲人的政治体系，而不是近代欧洲的代议制政治体制是商业力量和城市文明发展的结果。即使这种意见是正确的，也不能解释希腊城邦国家的民主政体、共和政体，为什么没有保证希腊不被一点也不民主的亚历山大所征服，也不能解释罗马共和国为什么后来成为了罗马帝国，且这个帝国最后被蛮族所摧毁。相比之下，长期“并不民主”的中国帝制国体却可以保证中国历史的连续性。

    当然，这种理解，并不能被拿来支持中国需要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这样的政治体制意见。这里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逻辑，而应该就史说史。而历史的变迁并不是按照某一种理论和假定去进行的。辛亥以来，中国人面临着这样一个没有办法回避的问题：帝制国体倾覆之后，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国体及其相应的政治体制，来管理和发展这个国家。帝制国体的确立过程，是在王制国体陷入社会纷争400年后才最终完成的，而用了近80年时间（1911－1989年），仍然没有在帝制国体被推翻后去完成重建国体的任务，相对于有5000年连续历史的中国来说，并不算一个太长的等待。但有一个事实却是无法视而不见的，在这80年中，**是其中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个政党。尽管繁体字“黨”的创字中有“黑白不分”的思想，但相信多党制的知识分子们，却一点也不担心这种黑白不分会给中国带来极大的麻烦。——这同样不能拿来作为中国必须实行一党集权的理由。

    如果从以上的观察出发，来理解1989年春天的**，就必须说，这场风波的结局,是符合中国近代以来学习西方过程中的历史轨迹的：即每一次企图按照欧洲的政治原则来重建国体的运动，都最后被反对这种企图的力量所终止，且这个终止是坚决的嘎然而止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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