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0-1014:26:56

    我特别向三位被自己的同盟者杀害的先烈表示敬意！

    焦达峰（湖南影响湖北新军起义的革命者，也是武昌起义的共谋者，湖南自立后认湖南军都督）被谭廷闿为首的革命同盟者于1910年10月31日杀害，焦达峰在背后被刺入一刀后最后说的是：“杀我无妨，只莫扰乱湖南秩序！”

    张振武曾经反对由黎元洪出任都督，甚至认为应将黎元洪斩首示众。1912年1月，张赴沪购械。在沪广事交游，谋另组北伐军，倡言二次革命，深为黎元洪所惧，乃电请袁世凯授予官职，调离湖北，张两度未就。后黎设计将张诓入北京，复密电袁捕杀。1912年8月16日凌晨，张振武在京遇害。

    蒋翎武于1913年8月6日遭袁世凯通缉，8月29日在广西全州府兴安县被捕。黎元洪闻讯，电袁世凯请予“迅诛”，袁便命广西都督陆荣廷“就地枪决”。9月9日，蒋作《遗书》及《绝命诗》4首，就义于桂林。

    2011-10-1014:44:33

    转一个别的帖子提供的武昌起义的旗帜：铁血18旗。18个圆点代表着本土18省（晚清时汉族居住区的18省，不包括藏、疆、蒙、东北三省）。

    2011-10-1021:37:05

    2、中国式共和国体的三元价值体系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说：“最好的而又最自然的秩序，便是让最明智的人来治理群众，只要能确定他们治理群众真是为了群众的利益而非私利。”

    可以说王制时代的中国基本做到了这一点，至少禅让时代的尧、舜、禹，三代时期的成汤、文王基本做到了。

    帝制时代的士大夫群体承继了尧、舜、禹、汤、文王等的精神，并以这种精神和儒学的民本思想约束着皇帝和皇族不至于太过滥用权力，也弄出了像文景之治、汉武盛世、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不错的成绩。

    在贤明的圣人逐渐少的历史中，中国传统的以智力成就作为社会分层的原则，使得大多数的时代里，都会有一批明智的士大夫在帮助君王治理民众。

    一如我们已经强调过的，帝制时代的士大夫群体，作为维系皇帝与乡村自治共同体的纽带，它超越了皇权本身，而成为中国历史延续的独立力量。

    即便近代历史上各个阶段各不相同的社会改造运动，也都完全由秉承士大夫家国情怀的士子们发起或主导。

    2011-10-1021:39:27

    【续上】

    但这一历史主题却在1953－1978年间遭到了惨烈的毁弃，知识分子不仅以小资产阶级的社会身份被置于社会改造之列，也在文革期间沦落为牛棚里的臭老九。

    在这样的年代里，传统的智力成就社会分层标准，为政治上的忠诚标准所取代，社会价值体系便也从崇尚文士之风所系的对智力成就的信赖，转向政治上的忠诚，即对党的忠诚和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文革期间人们大跳“忠”字舞和各种向**表忠心的仪式，即是政治上的忠诚作为社会分层标准的一种虚妄形式。

    这种形式在拒绝西方商业文明的同时，也否定了中国传统的士绅文明，反映在政治逻辑上，即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党指挥枪”的**原则。

    这个**原则的出现，是中国由农业文明转向商业文明过程中，政治上从依靠士绅力量转向依靠军事力量的自然过渡现象；

    当然，这个现象也是从**到百姓都认可的使政治上的忠诚情感成为维系政权稳固性的一种功利选择。

    它的风险在于，一旦政治神话破灭时，政治上的忠诚标准将不再能继续发挥对政权的支撑作用，那些维持政治忠诚的基本原则，也会成为人们质疑的对象。

    2011-10-1021:41:15

    【续上】

    1978年冬至1979年春、1989年春天出现两场**，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就在于此。

    就此而论，邓小平对这两场企图以西方自由主义和多党政治改造中国社会的运动，所采取的由容忍到强硬的措施，实则包含着对近代中国历史演变方向问题上重要经验教训的尊重。

    或许，这样的观察既不会完全为官方所接受，更难以为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所接受。

    但历史本身的发展逻辑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提示我们，近代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西化运动都以轰轰烈烈开始，以突然被终止结束。

    这证明欧洲化或者说美国式民权共和，根本不可能成为中国实行宪政的正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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