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8-0112:17:41

    杨嗣昌想打大仗，就需要一大笔令前线将士心生温暖的银两。

    而朱由检执政八、九年，偏偏最为难的就是财政上的有力保障。

    明朝财政的毁坏，应该始于万历帝的中后期。

    明朝立国之初，民间的财富很少。朝廷的财政收入，大抵必须以米、布等实物的征收为主，遇有军事劳役再以征发辅之。

    朱元璋对此颇为得色。但这不过是一个大朝廷开国时的权宜之计而已，算不得有特色的财政预算。

    明朝的开国二祖一过，社会上的经济开始活泼起来。从前的以小农经济为本的财政核算体系，开始相形见绌。

    2011-08-0112:19:00

    正统年间，开始了从实物赋税向货币赋税的转变。

    至万历初张居正改革，全面推行一条鞭法，赋税征收全面实施货币化。

    至是，明朝的财政征收，已经全面转型为货币财政体制。

    这种结算方式，应该比实物征收要先进许多。

    只是万历的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国家吏治大坏，特权阶层的逃税漏税现象十分严重。国家想用的钱收不上来，寅吃卯粮的现象普遍出现。

    国家的财政体系就开始动摇。

    万历中后期以降，这个一点点腐烂下去的政权，内忧外患也渐次地严重起来。

    国家用兵的次数骤增，军费的开支也日益膨胀。

    从万历末年开始，政府开始在正常的税款之外，额外加征辽饷。

    天启年间更提高关税、监课及杂项的征收。

    而且，当初，明朝廷的税赋加派，在内部构成比上也很成问题。

    政府不管各地区、个体间原有的贫富差别，一律在原有的基础上按百分比增加。

    这就弄出大麻烦了。

    2011-08-0112:20:13

    有权势的大户人家，无论南北，大抵在政府的各部门建立有自己的人脉关系，总可以找到逃脱税收的路子。

    受打击最大的是，北方的一些贫瘠省份的中小户人家。

    像江南那样的富庶地区，税赋加重了，原本有鱼有肉的中产阶级，这时节，再省减一点，吃一点粥饭，日子尚能对付。可是，对于经济一向脆弱的陕西、山西等西北省份的百姓，就可能是灭顶之灾了。

    当年，北方各省份天灾十分严重。无妄的税赋加派，令广大的中小户百姓人家纷纷都活不下去了。

    西北弄到后来不可收拾的糜烂局面，与当时的税赋加派不合理干系莫大。

    可是，要想使“四正六隅十面张网”这项军事计划动起来，杨嗣昌仍然只能建议崇祯，走再增加税赋的这一条死路子。

    这就好比一个穷饿到了极点的汉子，在路边的溲水桶搜刮**的食物充饥。

    有好心的营养学家提醒：这种吃法恐怕不行哦，你后面会得严重的胃肠疾病死掉的。

    那饿汉气得大骂：

    我靠你娘！谁不晓得吃这种垃圾会死人！可我不吃现在就会饿死。我现在吃了，至少还可以保证我明天还在这个世上。万一运气好，再找一份工，我后天就有钱买新鲜的食物吃。现在谁耐烦听你这类的理论家放闲屁！

    崇祯年间，忮刻治国的朱由检，曾经面容萧然地在全国，加征过四次的赋税。

    一次是崇祯的三年，兵部尚书梁廷栋申请增加田赋。政府在原本一亩九厘的基础税款上，又增加了三厘，梁廷栋给这次加税想了个名目，称其为“新饷”。政府合计增收田赋银两165万两。

    第二次在崇祯八年，总督卢象升无钱发饷，再请增加征收军饷。朱由检顺水推舟地将此番加征命名为“助饷”。当时，有几分书生戆态的卢象升一再向朱由检建议：“助饷”必须贯彻富豪多助的原则。但这样的事情，朱由检、卢象升都不可能下到基层去落实。奸官滑吏执行的结果，自然又刮去了民间的一层地皮！

    此一番杨嗣昌开征的是“剿饷”，在从前每亩1两银的基础上再加收银3分。

    为了确保这项军费的落实到位，杨嗣昌还特别申请了在户部设置专门催办“剿饷”的侍郎一人，由理财能手傅淑训担纲。

    后来，崇祯12年，杨嗣昌亲临一线督军时，又提出加征“练饷”，每亩1分。

    这样，全国的税赋增收额，即达到了700百余万两银的总量。

    如此敲骨吸髓式地收刮民间财力物力，也可见朱由检、杨嗣昌对于大西北战局的，破釜沉舟、务求一逞的急切心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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