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3-317:42:00

    论坛方家都是历史爱好者。观摩了些帖子，叙说近代史的不少。恕我直言，这些著述中，大多因受既定历史文化观的影响，可对近代史做出深度论述的并不多。以人叙史者，长于人事琐肖，以事记史者，惯于时事枝节。此乃常态，非作者之责。

    我对近代史的了解并不多于各方家，但希望努力突破既定历史文化观的影响，而为近代史提供些新理解。

    概述近代史，国人所作所为实只有两件主要事情：一是如何由以农立国转变为以商立国，二是如何由帝制国体转变为共和国体。

    前者关乎人和思想的转变，后者关乎国体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变换。

    就此而言，所有的人物和事件，都秉承者中国的智慧在做艰苦卓越的努力。如果不用好坏、是非、善恶的眼光，来评价近代史上的人物和重大事件，近代史的发展逻辑，会一如史实那样清晰而不纠结。

    序言

    一、思想贫困与国体名实之争

    我们处在一个无甚思想的时代。

    曾经主导中国历史的传统思想，经新文化运动和文革两次彻底否定之后，我们至今并未形成可承继的新思想。

    而从欧洲引入的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思想，曾经作为反欧洲正统文明的强大力量主导中国社会60年，但它的影响力随着经济形态的欧美化而逐渐由显性转入隐性。

    在高等学校课堂上讲授的各种理论和知识，有多少是中国人自己的？

    我们也处在一个国体之名实存在歧义的时代。

    当帝制国体在1911年被倾覆后，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去建设一个新国体，因为4万万人不可能生活在一个没有国体的社会中。

    而为建设这个新国体，近代中国人做出了许多努力，从晚清失败的君主立宪，到民初的民权共和困境，到1928－1949年间的党政军一体政府，再到新中国的政党宪政，已经用了整整100年时间。

    然而，有多少人可以讲得清楚，一直以宪法和“议会”为特征的共和国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体？

    在一个思想贫困的国度，或思想摇摆不定、含混不清的国度，或民间思想与官方思想不一致的国度，要建设一个稳定而得到全体人民尊重和自豪的国体，极其困难。

    国体和思想，是两个问题，也是同一个问题。

    因为任何国体，都与生活在其内的人民的德行有关。

    而有关德行的态度和理解，正是思想之本。

    思想的贫困状态和国体的名实歧义，不仅是晚清实施新政以来一切政争和战争的根由，也是崛起中的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内在原因。

    我们的主要困难是，有一正一反两个问题难以回避。

    正面的问题是，辛亥100年来，惟有**政权成功地存续了60年之久。不管你对这个政权有什么样的看法，都不能否定这是一个事实。我们需要探究的是，使事实成为事实的原因是什么，即我们需要知道，这是历史逻辑的一种必然，还是相对于5000千年文明来说，60年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

    反面的问题是，辛亥100年来，中国的绝大多数社会精英们，一直以骂老祖宗为荣。先不说老祖宗何罪之有，单说世界上有那个国家和民族，是可以靠骂老祖宗为荣富国强兵的？

    但我们相信自己做到了。

    2011-03-0317:48:51

    二、中国之浑沦与欧洲之开明？

    由于这些原因，要厘清近代国体由帝制转型为共和制的轨迹，并不容易。

    因为，当我们将历史和传统思想当作陈旧的垃圾予以丢弃时，即意味着我们生活在思想的虚空中，生活在历史的断代中，生活在事实被尘垢蒙蔽的浑沦中。

    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列子.天瑞）

    近代的多数社会精英们，以古之中国为浑沦，今之欧美为开明。

    由浑沦而开明，当然是势之所趋。

    这正是近代大多数社会精英的基本逻辑。康有为如此，晚清朝廷的新政如此，孙文如此，新文化运动诸君如此，社会主义革命者也如此。

    而这同时也是近代世界文明欧洲化的基本逻辑。

    所有侵略中国，从中国擭取财富的欧美列强如此，欧洲化的俄罗斯和日本也如此。

    然此果真正确？

    果真正确的话，为什么一心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会身陷灾难的历史深渊而几近亡国亡族？

    果真正确的话，100年来为什么会有层出不穷的政争，以及因政争而发生规模巨大的内部战争？

    即便今天，我们也仍然就此争论不清。

    争论而不清，说明一个问题：100年来，国人在舍弃古昔思想的背景下，企图用来自欧美的思想去应对所面临的挑战。

    但却忘记了近代中国面临的挑战和危机，正是拥有这些思想的人带来的。

    当陈独秀于1919年明白这一问题后，便由鼓吹欧洲正统的民主和科学，转而认同反对欧洲正统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了。

    当然，也有少数以中国文化为世界文明之卓越者。

    辜鸿铭说：“只有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

    马一浮说“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

    梁漱说：“中国传统中该变化的早就变了，不该变的永远都不会改变，而这些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中国传统将统领世界。”

    辜氏和马氏学贯中西，可说比任何一个革命者都熟知欧美。

    然他们何故执着于中国的浑沦，而贬抑西洋的开明？

    康有为企图为共和之芽在中国生发，从传统的政制则例中寻找着欧洲共和制嫁接于中国的方法，使1901年后晚清新政走向君主立宪成为方向。

    孙文这个革命的坚定鼓吹者，认为革命必先革其心，然后才能志者竟成。结果革了皇帝的命。但共和国在帝制的废墟上刚刚建立，便陷入民权共和与开明**之争。

    不遗余力地鼓吹新民和少年中国说的梁启超，却认为开明**要较民权共和更可取。

    而以新青年为号召的新文化运动，则企图在黄土地上为欧洲的商业共和国确立可以生根发芽的民权思想基础。

    但这场轰轰烈烈的全盘西化运动，却被新青年们终止于五四的反西方强权广场运动。

    其后，便是更为激进的欲“彻底变换全国之思想”的**的世界了。

    这是智者困惑，仁者以为不知，勇者以为知的世界。

    旧世界被造反者砸碎了。在破碎的瓦砾中能产生新思想吗？

    而掩埋在瓦砾之下的陈年旧事，也应一并成为瓦砾？

    重新认识中国的历史，必须清除瓦砾。

    清除瓦砾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功夫，还需要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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