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0318:03:39

    三、问题与反思

    在找到方法之前，首先需要思考。

    独立的、基于史实的思考。

    比如，我们需要思考这样一些问题：

    1、如何给中国的中古历史断代

    辛亥前，中国历史的断代问题并不在学者们的视野之内，因为没那个必要。

    但西风东渐后，这个问题重要起来。

    欧洲人在研究它们的历史时，曾经先后出现过几种重要的历史文化观。比如：

    伏尔泰认为欧洲的历史在都铎王朝时代（1485－1603年）之前并不是一个理性的时代；

    黑格尔将人类历史看作是政治及思想的历史；

    赫德尔将人类历史看作是人性分化的历史；

    孟德斯鸠将人类历史看作是环境与气候决定的历史；

    达尔文主义者将人类历史看作是进化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者将人类历史看作是经济决定的历史；等等。

    我们应该按哪种历史文化观给中国历史断代？

    历史不可能是单一发展的，肯定有区别于其他民族历史的特征。

    2、如何理解礼和法的关系

    如果如一些学者所说，“礼”是“笼子”的话，那法就应改是砧板。

    这是对礼和法的简单概念化理解。

    不能否认，礼乐作为维系社会秩序的基础性方法，比刑讼要来得文明和人道。

    问题是，以礼乐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还是以法律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不取决于人们的良好愿望，而是取决于——借用柏拉图的话说——人们有一颗怎样的灵魂。

    对秉性良善的循规蹈矩者，礼乐足够了。而对本性贪婪、杀牲心重、喜欢劫人财物者来说，向他推荐依靠礼乐来维系社会秩序的方法，不谛为对牛弹琴；这时，收起琵琶、挥动皮鞭就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了。

    本来，礼乐和刑讼配合使用会有最好的效果：以礼乐为基础，以法律为辅助，或者大恶者刑、小恶者乐。

    但当人们的灵魂趋向于不是敬爱天地而是征服自然、不是天下为公而是天心为私时，为满足**而进行的生存竞争，必然将人类推向刑讼这一单向度的秩序之中。

    其结果便是只知有法律而不知有礼乐，也当然便嘲笑礼乐了。

    3、如何理解“天下为公”和“天下为家”问题

    公私之关系，在中国远古时代是简单明了的：天下为公。

    但在战国后却成了问题，以至于秦汉后，公私之争，开始上升为重大的思想观念之争。

    孙文著名的书法体“天下为公”，镶嵌于南京中山陵的牌坊上。但南京国民政府做到天下为公了吗？

    文革时提倡的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等观念，延续着的还是这一重要的分歧。

    便是当今，国家资本主义之公有财产，与私人资本主义之私有财产的关系，亦纷争不已。

    在一个有着“抑商传统“的国家，为什么不采纳孙文的“节制资本”遗教，而让权力和利益肆意交换？

    4、如何理解重农抑商问题

    重农抑商，被理解为传统中国的基本经济政策，盖指老祖宗糊涂。

    但“以农为本、农工商并重”，不是大部分朝代的常态吗？

    明清重农抑商的话，宋代明显地张扬商业的重要性。

    为什么富有的宋朝却总是吃败仗，问题在哪？

    贫穷的阿富汗在1939－1941年间打败了入侵的3万2千英国兵，而富有的中国却在1940－1942年间输给了入侵的2万7千英国兵。

    看来，富国不一定不挨打；“重农抑商”加“闭关锁国”，不一定是晚清社会困局的主要原因。

    写《盛世危言》的郑观应主张以“商战”来对抗列强的商业侵蚀，但为什么孙文要提倡节制资本，蒋中正要控制银行资本和大工商资本，**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5、集-权与自治问题

    如果中央集权的概念适合于秦汉以后的话，分权自治明显地适宜于之前。

    但秦汉以后广大乡村社会的自治形态，不是明显地与中央集权存在别扭？

    当维系中央集权与乡村自治关系的士绅纽带，被断裂后，革命便发生了。

    革命前，鲁迅1907年作《文化偏至论》，对时人动辄“物质也（科学）、众数也（民主）”提出质疑；然革命后，1918年，他作《狂人日记》，却质疑这世界上是不是还有“没有吃过人的孩子”。

    用从欧洲泊来的专-制、民主那样的概念来解释中国历史，无可质疑吗？

    2011-03-0323:02:45

    6、中国与欧洲人的思维方式及宇宙观之差异

    差异是明显的。因为，机械宇宙论和有机宇宙论，本来就不相同。

    中国人认为，宇宙中万事万物是平等的存在，不仅可以共存、相互影响，还可以相互转化，就如同金木水火土那样，相生相克相谐共存。

    在这个由天、地、人及万物构成的有机世界中，人不是中心而是受惠者，因而人应时时体察上天的好生之德和时时内省自身，因而熊十力认为，中国人具有向内收敛，以求“涵养本原”的精神。

    欧洲人认为，宇宙是一种有次序的结构化存在，始终存在着一个最高的主宰，且可用“数”这个毕达哥拉斯的概念对宇宙万物之间的关系进行度量。故相信人不仅可以测知外物，还可以主宰、改造和征服那个外在的物质世界。故熊十力认为，西洋人具有一种“常向外发展”的精神。

    由于西洋“向外追求，而其生命完全殉没于财富与权力之中。国内则剥削贫民，国外则侵略弱小，狼贪虎噬犹不足喻其残酷，使人生天地不仁之感。”（熊十力《论东方哲学与西方科学》）

    然相信仁德的力量和贤能者德行的中国传统思想，为什么在近代受到抨击？

    2011-03-0323:45:49

    8、社会价值体系问题

    中国中古时代的社会分层，主要特征是重视智力成就的价值，即社会价值观的核心是智力成就面前人人平等。

    古代欧洲人重视血缘承继的社会价值，近代平等主义兴起后，由血缘传承价值转向了财产权的社会价值，即社会分层及政治权利，由财产多寡来决定。

    这是私有制的根本特征。

    马克思反对私有制，所质疑的正是财产权的社会价值。

    中国解放后奉行政治忠诚的社会价值。

    政治忠诚的社会价值，与中国传统的智力成就社会价值、欧洲的财产权社会价值之间的纠结，为什么将我们导向了一个价值观混乱的时代？

    能够将三种社会价值融合吗？

    如果能的话，多元社会价值体系，可否代表着未来的世界文明方向？

    在中国的历史和文明中，存在着这样融合的逻辑和基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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