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0412:34:09

    与风去留连君商榷：

    共和制在中国仍处于发展之中，至于最终是选择多党民主共和，还是政党宪政共和，现时很难有结论。我倾向于最终为后者。这是由中国的历史文明逻辑决定的，正像仁兄已经看到的东南亚的情况那样。不过，这个政党宪政共和，当然不是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它将因为我们可以将东西方思想进行融合，并产生新的思想，而能在公私平衡基础上（国家资本主义之公与私人资本主义之私），达成一个新的不同于西方的共和形态，即将欧洲的基于商业－军事体系的商业民主共和国，改造为重视智力成就平等的中国式的商业－知识体系的共和国。

    （这是我这篇东西的一个谜底，为兄所迫，提前揭开了。当然，还有其他不少谜底，咱们慢慢探讨。呵呵）

    2011-03-0412:38:16

    （续上）

    存在于广东人身上的这些中国人的传统品质，恰恰解释了在广州这个最早的通商口岸拒绝英国人入城的不妥协态度的合理性。而这个态度也反映在广东及广州在中国社会面临巨变面前的镇定和内敛倾向。

    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广州人对英国人保持了中国本土及中华民族的尊严和自豪感，这些自豪感与英国人的自豪感是不逞相让的，正如欧洲人“不能超出自己肤浅的观察及自己生意上的纠葛去理解中国的商业制度，更不用说其社会生活的细微之处”那样【4】，大部分广州人对欧洲人的社会及生活仅仅是保持着好奇心。

    他们关心自己的生活远比了解欧洲人为什么非要到中国来做生意要重要得多，普遍地透视是，这些欧洲人是一群贪得无厌的红毛子而已。

    与通常的理解不太一致的是，广州人的商业传统，和商业上表现出的精明、讨价还价能力、处理细微事务的务实作风、和善于掌握商业技巧与工艺技巧的特性等，并没有影响他们在中国面临存亡危机时的历史自觉性。

    相反，近代促使中国社会结构瓦解的诸多重大事件，恰恰是由广州人（广东人）引发或直接发起的。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这是广州人身上潜伏着的汉代汉族人的血性被外族入侵激发的结果，但这种解释，或许比广州长期是一个通商口岸那样的解释更有道理一些。

    我们之所以选择广州来解析中国农业－士绅体系瓦解的过程，实则是考虑到广州本身是广东的一个缩影，而广东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最能代表社会变革动力和方式的一个“标准样本”。所以广州与广东在这个意义上又是相同的一个概念。

    正像大多数人能够理解的那样，广州人的组成与广东的人口组成具有基本的相似性，都源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北方移民。也正同中国普遍的情况类似，“差别很大的广东乡村并没有为同样的大众教育、大众的传媒所覆盖，结果，广州人习惯于多样性，即便没有西方人，广州人也是世界性的。”【4】

    【4】傅高义著，高申鹏译，**下的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

    2011-03-0412:43:33

    （续上）

    尽管书写着相同的汉字，但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来到广东的北方移民，其口语和生活习惯存在着细微但是不易改变的差别，相互之间的融合尽管艰难，但成效却是明显的。

    公元前775年姬姓部落迁徙到广东的的那些华夏人，将农业文明带到了这块南蛮之地，而公元前3世纪由百越迁来广东的越族人（傣族或壮族的后裔），是秦末汉初华夏族汉人到来之前，在广东占统治地位的人群。

    广东本地汉人主要以汉初迁徙来的华夏族汉人为主体，也有一部分是自福建往西扩展的。在汉代到南宋时期，因南岭交通阻隔，大规模的北方人口迁入很少发生，直到南宋末期和元朝初期，被称为客家人的中原汉人才大批前来广东。

    这些客家人先是居于广东的东部，后来因与潮州地区本地汉人争夺资源的冲突，也由于清朝初期时广东沿海的肃清政策，才迫使这些客家人进入到北部的山区。所以，较长时期内，广州地区和广东基本保持了相对独立的汉民族文化特性。

    这一特性以汉代的汉文化及其语言、文学、音乐、习俗为基础，融合了古姬姓部落、特别是汉代汉人和越人的部分因素，并为不断来自北方的社会交流带来的新因素所丰富和更新，在近代欧洲到来之后，也吸收了少量欧洲人的因素。

    正是这样一个具有明显文化个性且以共同的汉文化为基础的社会场景，接受了欧洲商业入侵和军事入侵的严峻考验。

    正常的对外贸易本来是对广州人生活的一种奖赏，因为对外贸易必然刺激农业、手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也会使周边地区因货物的流转影响而一同繁荣，特别是国外对具有中国传统艺术风格的小物件的需求，促进了手工作坊的兴旺。但这些明显的得益于对外贸易的好处，因鸦片走私的泛滥而化为乌有。

    此外，广州也与那个时期大多数的中国地区一样，陷于乡村士绅与官僚士大夫之间关系脆弱的境地。

    乡村自治的加强削弱着维系人民与皇权之间的正统道德力量，加上清政府在鸦片战争期间表现出的无能和软弱可欺窘态，是看在眼里，怒在心里，比其他地方的人民更能直接感受和理解1839年之后，中国社会面临的困境和无能为力状态。

    林则徐焚烟的壮举、广州城墙上的投降白旗、三元里抗英的激情、火烧英国商馆的泄愤行动、眼睁睁看着两广总督被英国人抓获的痛苦，都必然会因触动心灵而产生思想上的异动。

    然而这些思想上的变化，在民族主义还没有成为社会政治力量之前，是难以转化为特定行动的。引发行动的主要因素必然是与导致生活逐渐走向贫困、或者使人产生极度失望情绪的那些事项有关。

    2011-03-0413:16:40

    （续上）

    在思想发生变化的同时，广州的社会生活也开始发生重要的变化：作为主体的具有不妥协精神的人，对清政府和外国人怀着日益强烈的抵制情绪；而作为善于变通和灵活的少数人，则顺着贸易的发展道路而逐渐地与中国社会的主体隔离开来。

    后部分人员又分为三类。

    一类是买办，不管他们在晚上、在英国人的船上、在鸦片馆里、在娼妓馆、在酒桌上都干些什么，当穿行于中国人当中时，尽管很少能受到热情的目光相迎，但还算得上体面一类的人；

    第二类是由不务正业者转变而成的洋人的奴才，他们通常穿梭于洋人、官府、盗匪和中国商人之间，充当着外国人的商业使者和帮凶，且依靠洋人的保护而成为大多数非法贸易的参与者或协助者；

    第三类人是秘密会社成员（如三合会成员），这些成员中既有对官府不满的的人，也有对洋人仇恨的人，但更多的是从事不可告人的生意而到处飘泊者，或者充当商人和非法贸易的私人护卫。

    就这样，“在西方商业扩张的阴影里，一种不法的中国社会成分开始沿着贸易的道路发展壮大起来。三合会会徒成批涌向香港，英国人想在那里把他们管起来。在中国的海域树立的一种以英国海军为代表的新权威企图建立一套新的法律统治，但它不可避免地会同时给不法分子提供掩护”。这些不法活动包括贩运华工和海上抢掠。因为，这时“非洲的贩奴贸易已经被禁止，但新的种植园仍旧需要廉价劳力。结果是产生一种新行业，它用外国船只从厦门、汕头、广州或澳门将契约华工运往马来西亚、苏门答腊或爪哇以及秘鲁或古巴等地（约20余万人被运往美国，作为奴隶和苦工为美国人修筑铁路，最后大部分死在那里——著者），为开辟种植园提供劳动力。这一勾当是由厦门的德滴等肆无忌惮的英国商人门推动的”【5】。

    另一方面，那些作为中国社会主体的广州人（广东人），在日益凋敝的社会中，被迫外出谋生。这其中最受到逼迫的是分散在广州以东的约400万客家人，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到外地（如广西）从事挖煤、采矿、烧炭等繁重的苦力工作。

    这些为生活压力所迫的底层劳动人民，部分开始接受西方传教士所孜孜以导的天主教。客家人中信奉天主教的犹多，为科举考试失意的洪秀全建立反对满清统治的拜上帝会提供了基础。

    从19世纪中叶广州社会的情况来看，鸦片战争的影响表面上不是很大，但实际上战争失败的影响正在缓慢地侵蚀着社会的肌体。

    尤其重要的是西方的商业和贸易侵蚀，使社会内部开始出现人口分化，尽管这种分化涉及到的人口总数微不足道，但作为一种腐蚀性力量，却比战争失败对中国人造成的心理影响更大。但根本的还不是这些。最根本的是由战争、赔款、非法贸易与贸易失衡引起的巨额财富外流造成的社会生活的日益贫困。

    失败的战争涉及到的主要是国家和民族的尊严问题，如果失败的战争还导致财富和土地的被大肆掠夺，则必然会损害社会肌体的健康；如果这个社会被持续不断的战争和财富掠夺所蹂躏，它就无法保护健康已经受到侵害的肌体了，要不被外部压力所击倒，则非有顽强的生命意志作为支撑不可。

    这时，任何的社会内部腐蚀和动乱，都会成为强大的破坏力量，而造成社会的撕裂，或者直接摧毁既有的社会秩序和政治体系。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反映的正是广州社会的一种不安状态。

    【5】[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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