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0601:39:39

    4、

    萧一山的意见，为我们提出了如何正确认识“中庸经世大学”的问题。

    由于百年来对孔子及儒家思想的屡次批判都与富国强兵这一社会要务有关，重新认识“中庸经世大学”思想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什么是中庸经世大学呢？实际上，对“中庸经世大学”这一儒学本宗思想，《中庸》和《大学》本身已讲得十分清楚：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礼记.中庸》）”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静，静而後能安，安而後能虑，虑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後，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礼记.大学》）”

    简言之，儒学本宗主张，无论君子还是庶民，都应明德、亲民、至善、致知，以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并以至诚之心和“执两用中”之道，致力于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等九项事关天下国家兴衰的要务。

    2011-03-0601:57:13

    插播一段对“中庸”的理解：

    “中庸”一项，今天的人们多有误解，且不能够明白其大义。

    单就“言语”之义而言，因望文生义的卑劣习惯，中庸，已经被严重误解为“折中之半”。

    这个误解从朱熹作《中庸章句》开始，他将中庸之“中”释为“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将“庸”理解为“平常也”。

    此为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思想者们攻击“中庸”误国的缘由，后因林语堂《吾国吾民》而谬讹四方。

    革命兴起以后，也因需要为推翻旧世界铺块方便的踏脚之石，也就将错就错，把“中庸”作为“封建主义”的遗毒之一而大加挞伐，好似先人没有革命精神全是这“中庸”的责任，善于委曲求全也是这“中庸”的责任，甚至科技不昌明也是“中庸”的责任；既连笔者本人，在早期思考中国问题时，也把“中庸”列为中国落后的祸首之一。

    实际上，“中庸”的基本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这一基本思想之义，可概括为“执两用中”，此乃中庸的精髓。

    “两”不仅仅是两端，更是两面，甚至是两个相反的“端”或“面”。如天和地，强和弱，上和下，远和近，愚和贤，贵和贱等等。对于两个相反的面，如何“不偏不倚”、“折中为半”呢？

    所以，《中庸》本篇用“执其两端”来泛指一切处理具有两面或两端事物关系的通常方法，即两端同时存在，无此即无彼，不能舍其一而顾其一，须“执”两端以查实真相，在两端之中求其“中节”之法，如“喜怒哀乐之未发，为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中庸》）。

    比如，天地为两端，人居其中，天地之间的关系本与人无关，但人即居其中，便会认为天理即人理，地事即人事了，所以，《中庸》认为：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礼记.中庸》）”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礼记.中庸》）”

    笔者读遍《中庸》，举凡两端之例，不外乎天地、古今、兴亡、愚贤、诚欺、高卑、富贵贫贱、夫妇、父子、昆弟、君臣、上下、远近、显隐、好恶、强弱、祸福、刚柔等正反事项。这些事项。无一能不偏不倚、无过而不及的；世上或许存在既不强也不弱、既不愚也不贤之人事，但很难存在既不天也不地、既不君也不臣、既不夫也不妇之人事，所以“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朱子释义，是朱熹的一家之言，对错是他的事情，而“折半为中”的谬讹则是对“中庸”思想的一种浅薄和亵渎。

    （这些理解或许不尽准确，但至少较朱熹之解少些被误读的可能）

    2011-03-0620:59:46

    5、

    曾国藩作《答刘孟容书》时，年及36岁，读书之通博和精深，已经到了相当的程度，不说其是否天资“钝拙”，单是敢于认定程朱理学的狭隘，以及立志成为“外圣内王”一代大儒的宏愿，就是常人所不能及了。

    曾国藩不仅是如此立志的，也是如此去努力和坚持的。正如萧一山正确评价的那样，此时的曾国藩已经“超出了宋学的范围，凌驾秦汉而直入孔氏之门，求合乎《易经》辨证、《中庸》执两的道理了”。曾国藩的“思想中心始终不离乎孔子的《中庸》之道，‘经世’之学，所以能合道文而为一，尽博深之能事，刚柔相济，老墨并用，综为大成之礼学，兼具圣王之事业”。

    这是孔孟之后，汉学与宋学以来，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可以说，自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儒学的发展已经从“明道救世”的根本，走向了舍本求末的歧途，已经从“经世致用”的要务走向了义理、考据、词章的枝蔓之境。这不仅是中国思想发展的愈趋穷途末路的方向，也是农业－士绅体系的中国文明走向千年衰弱的重要原因。

    自孔子以来，在长达2300多年的时间里，思想上缺乏积极创新的中国，能够维持文化的统一和民族的统一，算得上是一种奇迹了。如果不能从思想的枝蔓之境回归“明道救世”的“中庸”正途，漫说要取得对商业－军事体系文明的胜利，就是没有西方的商业入侵和军事入侵，自身都会陷入内部的倾扎之中。对此，我们应该有正确的认识。

    2011-03-0621:03:30

    6、

    曾国藩对中国思想发展的贡献，主要是两点。

    一是以他的睿智，将程朱理学的狭隘给予了客观的针砭，他欲扭转儒学回归正途的努力，开启了近代中国思想经世致用的大门，也是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真正先驱者。

    二是通过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军事实践、发起洋务运动的政治实践、注重人才培养和人格训练的教育实践，使以“明道救世”为主旨的孔孟儒学，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得以存续，并成为近代中国自强运动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

    曾国藩“经世之学”的社会实践，是从他1852年编练湘军开始的。在此之前，1847年37岁时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39岁升授礼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副部长）。他在北京的为官生涯中，个人的主要旨趣在精深学问，也对官场习气深感惆怅，且时有牢骚忍不住要发。在其《与刘孟容书》中就曾发过如下的牢骚：

    “国藩入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误认家国，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输囷肝胆，又欲掀振一番。非吾弟亦无以发吾之狂言！”

    这个“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正是清朝晚期的官场写照，也是宋明两代大部分时间内官场的写照。由此可见程朱理学熏陶下的官场，已经没有真正的是非观念和进取之心了，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官场的堕落，使皇权统治所依赖的“脊梁”柔糜于理学僵化的末路之中。

    这使曾国藩一度心灰意冷。就在他升授礼部右侍郎不久，曾于给诸弟的信中说：

    “吾近于官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资，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

    对于一个刚升任副部长的39岁汉族官员来说，萌生“归养”之志，大约是早了点。

    但对曾国藩来说，身居朝堂而将光阴消耗于“无补于国计民生”的繁俗之中，是与他致力于经世之学的大愿违背的，与其如此，倒不如在兄弟们解决了“仰事之资”（按：孝敬父母的必要之资）后，归养家乡，“以行吾素”（按：致力于精深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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