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0621:12:18

    7、

    此后，曾国藩曾连续上疏，陈奏自己的治国主张。1851年初春向刚继帝位的咸丰所奏的《汰兵疏》，阐述国家财政与军事的关系：

    “天下之大患，盖有两端：一曰国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瓷（目隼），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章奏屡陈，谕旨屡伤，不能稍变锢习。至于财用之不足，内外臣工，人人忧虑。自庚子以致甲辰，五年之间，一耗于夷务，再耗于库案，三耗于河决，固已不胜浩繁矣。乙巳之后，秦豫两年之旱，东南六省之水，计每岁廉收，恒在千万以外，又发努数百万以赈救之，天下财产安得不绌？宣宗成皇帝每与臣下言及开捐一事，未尝不咨（口差）息，憾宦途之滥杂，悔取财之非计也。”

    这个奏疏体现了曾国藩经世之业的一貌，连同此前专门就人才问题给道光的上疏，反映了曾国藩对治理国家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的思考：人才、财用和兵力问题。

    这三个问题恰恰是鸦片战争以来，清朝社会国家现状中最堪忧虑的三大问题。曾国藩在给胡莲舫的信里说：

    “国藩尝私虑以为天下有三大患：一曰人才，二曰财用，三曰兵力。人才之不振，曾于去岁具疏略陈大指，财用、兵力二者，昨又具疏言之。”

    然而，咸丰与道光一样，才具不堪国家大任，对曾国藩的奏疏略表“切中时蔽”之意，便置之不理了。

    曾国藩急切之中便又奏《敬陈圣德预防流弊》疏，直陈咸丰帝用人原则“罢陟朕自持之”之不当，并结合时政三大流弊——遗大务小、虚饰不实、骄矜袖手，痛指“若不重直臣，专取谐媚，稍有锋芒者，必盖挫其劲气，满廷皆疲恭沓泄，相与袖手，一筹莫展”之人，如何“临事安所得人才而用之哉？”

    这奏疏简直是在骂咸丰帝不会识人善任了。

    曾国藩的这个奏疏被咸丰怒掷于地。好在咸丰仅仅掷于地而已，未实加其罪，曾国藩因此成为清朝晚期谏臣之中比较幸运的一个。

    他也算是“冒死”谏了一回，略略惶恐之余，也知道了咸丰不是一个匡扶社稷的帝君，因此，在年底时又上了一个《备陈民间疾苦疏》，以尽为臣的职责，剩下的便是找个机会，做归隐打算了。

    2011-03-0621:24:55

    8、

    1852年，41岁的曾国藩往江西主考乡试，走至太湖小池驿时，闻讣母亲去世，遂告假返乡丁忧。

    行至武汉时，正值太平军围攻长沙，及至回归湘乡，发现原有交好的新宁举人江忠源，以及生员王鑫及王鑫的老师罗泽南等人，已经招募乡勇自办团练，以书生之志抗太平军之寇了。本就有经世之志的曾国藩，经不住乡党及湖南巡抚的劝说，慨然接受了朝廷任命的“团练大臣”一职。【4】

    曾国藩早已是湖南有名的达官学者，湖南的士大夫和士绅对其领袖地位不克置疑。因此，团练一事立即得到湘乡及湖南各地的支持。

    但曾国藩知道，乡勇不是太平军的对手，要利用团练对抗甚至征剿太平军，必须将不属于朝廷的地方军按照明朝将领戚继光发明的军制，进行改造，使其成为一支训练有素且具备坚定信仰的军队。【5】

    于是，曾国藩谨慎地把家乡一带湘乡地区的乡勇集中到长沙，交罗泽南统领，将湖南其他地区的乡勇，汇编到以江忠源的三千乡勇为基础的湘军中，任命江忠源为战地统领。

    为了不引起朝廷对这支地方武装的猜忌，曾国藩还将在旗官员塔齐布，安置在一个重要的指挥岗位上（参将）。

    湘军即归曾国藩旗下，这位以经世之学为追求的士大夫也就按照自己对人才、兵力和财用的理解，兢兢业业地将湘军节制起来，并将自己经世之学的理想一一实践。

    【4】曾国藩正值丁忧，可以不接受“团练大臣”任命。此时，为抵抗太平军的“烧杀抢掠”，各地均有乡民自结团练自保。随着太平军北伐，清朝已敕令各地团练归省节制，而在各地以退籍或省亲官员设团练大臣一职，意在以京官对归地方节制的团练武装加强控制。任命丁忧期间的曾国藩为“团练大臣”，目的在于监控湖南省巡抚节制的地方团练武装。

    【5】湘军采戚继光军制，以360人为营，后增为500人。营分4哨，哨分8队，加上劈山炮、抬枪、小枪、刀、茅、亲兵6队，每营38队，每队正勇10-12名，什（队）长、伙勇各1名，每营长夫180名。数营或数十营设统领1员。

    2011-03-0621:46:12

    9、曾国藩创建的湘军及其影响

    曾国藩1853年以3000湘军为基础，经过11年的努力，建立了一支带有儒教伦理色彩拥有13万多人和一批杰出将领的近代化军队，并在与太平军的对抗中最终占据上风，使即将崩溃的清王朝幸存了下来，并以“同治中兴”的方式又延续了60年的时间，这使看起来即将崩溃于欧洲入侵和基督教信仰力量的中国文明，获得了复兴的喘息机会。

    这在晚清相对混乱的政治历史中，不能不说是一项奇迹。尤其是对清政府来说，1860年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使其获得了指挥长江下游地区军事的最高指挥权，这与长期以来满清对汉人的严密节制是不相吻合的。

    但是，除此之外，清政府已经别无选择。将曾国藩的“个人军权与地方省份的正规权力这样结合起来，乃是惊人之举。……这是内战的一个转折点，就许多方面说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正是满族君主政体与汉族上层分子中的领袖人物溶为一体的这个强大的保守联盟，才使王朝得以苟延到二十世纪，并对整个共和国时期中国政治生活的机制发生了深远的影响。”【6】

    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对曾国藩及其湘军影响的这一评价，固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由于一般来说，人们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崛起，在挽救清王朝覆亡于太平天国运动意义的格外重视，而忽视了曾国藩及其湘军的更为重要的影响。

    就中国近代史来说，这一影响的深远程度，尚需要客观地进行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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