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0711:19:06

    5、对广州、湖南、上海三种力量的比较

    广州力量根植于广州人身上所存留的华夏人的汉民族文化遗风。因而它代表着的是一种昂扬的中国精神。这种精神潜伏在广州人的内心世界，鸦片战争后严重的外患和民族存亡危机，激发了这种精神，使其由潜伏状态而张扬为一种追求变革的力量。不论是康有为的改制思想，郑观应的议会和商战之说，还是孙文的共和革命主张，都与这一背景有关。其他诸如容闳、梁启超、廖仲恺、王宠惠、胡汉民、汪精卫等，都以同样的精神投身于民族救亡的运动。

    湖南力量因曾国藩致力于经世之学而起，尽管表现为回归中国传统的保守性，但同样使坚忍而不妥协的。它在近代的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使经世济民思想成为三湘士子的行为准则，二是通过湘军的崛起并散落在湘乡大地，为共和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军事力量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

    上海力量代表着西方社会商业力量在中国的渗透和扩散。这个力量在蒋中正南京政府搬迁到重庆之前，主要在中国的南部发展和成长，并为中国提供了中西结合的城市社会发展的样本。这种历来能国不仅作为反中国传统的力量而提供了否定传统文化的新社会基础，更重要的是，将旧昔散布于乡村的士绅和财富向着城市聚集，在瓦解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011-03-0711:20:20

    6、

    这三种力量的兴起，一方面表现为一种积极的影响，使遭受西方入侵后的中国在走向贫困和潦倒的过程中，提供了社会文明存续的支撑力量，也提供了社会结构重建的动力。

    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一种消极的影响，它们在中国陷入半殖民地泥潭过程中，加速了传统的农业－士绅体系社会结构的瓦解，并使中国社会处于多种力量的冲突和矛盾之中，而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中国社会的苦难，尤其是民众的苦难。

    我们无法说这三种力量各自的历史作用是积极的多些还是消极的多些，因为从这个角度来评判它们，根本上就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它们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各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及其具体内容。

    正确的做法是，以史为鉴，在承认它们的积极影响的同时，客观地由此而排除那些至今还残留着的消极因素。

    特别是，我们不能因自己持有特定的立场，而将这些力量的兴起原因和内容，做一种不客观的评价，比如用现成的主义、概念、道德倾向、价值观等一类的东西，去抹杀它们的积极因素而将其消极影响进行放大。这对中国的发展来说是有害无益的。

    2011-03-0711:35:42

    五、近代的绅－军现象，湘军与淮军的区别

    在本小结，要作介绍的是近代困扰中国的军阀问题的背景。实际上，近代中国的军事力量分为两类：“绅－军”及“军－绅”。前者起源于曾国藩，后者与李鸿章相关。由于这两种力量与其所秉承的思想传统有关，绅－军基本上是一种积极的力量，而军－绅力量则破坏性较大。

    1、清朝军事体制沿袭宋代以来的以文领兵传统【1】，除东北及边疆地区设置将军统制军事外，在本土十八省按区域设置掌管兵权和军事的总督，如直隶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闽浙总督、河东总督、两广总督或湖广总督等，此外还设置河道总督、漕运总督等负责漕运及江河护卫等。

    总督多因需要而由皇帝委派，并授予关防以节制各省军事，权在各省巡抚之上。清代早期，总督一般由满族大臣担任，间或委派汉族大臣。太平军兴起后，曾国藩被授予编练湘军之权，即在清政府八旗即绿营军事体制之外，另增建具有半独立性质的地方团练武装。

    清朝中后期的总督，多出身于文人，他们拥有战争之战略和战役决策权，旗下的将军（武官），只有战斗指挥权，而无战役决策权。

    【1】以文领兵传统，起始于宋祖赵匡胤。这是宋朝先败于辽、后败于金、再败于蒙、明代更败于满、鸦片战争腕败于英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适当机会，我们会详述以文领兵军事体制的主要特征。

    2011-03-0712:00:16

    本人也是学理工的，只是割舍不了对社会与思想的思考情结。太太大人曾经提醒过一句：“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前面一句是批评我的，后边一句批评得更不留情面。呵呵

    我赞同你所说的“我们的思想并没有从本质上割裂”。其实，何止是没有割裂，简直是在想割裂但实际上谁也割裂不断的痛苦中挣扎。

    2011-03-0714:39:17

    2、儒生与绅－军

    曾国藩乃一介书生，如何节制湘军？他用的办法是重视湘军的素质、精神培训和严格的训练，最重要的是，严格按照经世之学理想选拔营官和任用幕僚。

    曾国藩对营官的要求是，“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带勇须智深勇沉之士，文经武纬之才。”

    因此，湘军将领几乎清一色儒生，虽有少数行伍出身的大将，如塔布齐、多隆阿、鲍超、刘松山等，但均在曾国藩、胡林翼（1812－1861年）、左宗棠（1812－1885年）的驾驭之中，难以自立门户。

    在湘军中可自立门户的罗泽南、王鑫、李元度、杨象济、彭玉麟等，均系读书人出身，只有与彭玉麟共领水军的杨岳斌为行伍出身。

    他们带勇，均尊曾国藩的方法，即“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待兵弁如待子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在这样的理念支配下，湘军实际上是一支带有儒士之风的军队，这支军队以维护名教（儒教）为目标，以卫乡卫国为追求，以忠信为原则，视富贵功名为秕糠。

    节行高者如彭玉麟，曾与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并称“中兴四大名臣”，但始终不肯做官，曾力辞安徽巡抚、兵部侍郎、漕运总督、两江总督乃至兵部尚书等。

    不仅将领大都品性节操高洁，曾国藩所用幕僚也大都具有真才实学，他们不仅成为此后清朝政府所倚重的具有经世致用思想的汉族大臣的主要来源，如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李翰章、郭昆焘、刘坤一、钱应溥等，也成为向地方输送干才的重要基地，使成长于湘军及其淮军的将领，成为19世纪乃至

    20世纪初掌控中**政大权的实力派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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