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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李鸿章的淮军及其军－绅遗产

    当曾国藩的湘军于1864年7月攻克太平军后，曾国藩含泪解散了湘军（保留左宗棠部），并遣散10万湘人，使其沿长江返乡。

    湘军的解散为左宗棠与李鸿章在政治上崛起铺展了道路。尤其是脱胎于湘军的淮军的崛起，使李鸿章在曾国藩之后，快速占据了满清晚期的政治舞台。

    因淮军与李鸿章个人的私相授受关系，李鸿章重视部属乡里的狭隘胸襟，以及淮军将领多行伍、降将、团练出身【2】之故，而缺少湘军儒生将领的忠义气节，多为重功名之徒。

    在湘军解散后，淮军成为清政府通过李鸿章所能依靠的重要的军事力量，因而淮军势力越发壮大，以至于淮军将领发展成为拥兵自重的派阀之徒，如李鸿章门生袁世凯（1859－1916年）、段祺瑞（1865－1936年）等【3】。

    这些人成为20世纪共和革命时期军阀力量的主要来源。当然，也要看到，如若不是这些拥兵自重的新的军－绅力量的存在，追随孙文的革命党人，能否凭借新军的力量推翻满清尚可讨论。

    有关这一问题，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对袁世凯作为李鸿章门生的未来作用，做了一个颇有见地的评估：

    “今后承李鸿章之遗产者，厥惟袁世凯。世凯，鸿章所豢养之人也。方在壮年，初膺大任，其所表见盖未著，今难悬断焉。但其人功名心重，其有气魄敢为破格之举，视李鸿章或有过之。至其心术如何，其毅力如何，则非今之所能言也。而今日群僚中，其资望才具，可以继鸿章之后者，舍袁殆难其人也。”【4】

    李鸿章自曾国藩去世后依靠绅－军力量的支持，独撑晚清飘摇政局30年，实属不易。但由李鸿章创建的北洋新军而遗留的袁世凯、段祺瑞之军－绅势力，后来演变为北洋军阀，不仅将孙文的共和革命及共和政体玩弄于股掌，还大长近代社会贪污徇私之风气，以至于后来的蒋中正起而效尤，直接断送了共和革命在中国的美好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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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淮军重要将领中，除潘鼎新是举人外，程学启是降将，刘铭传是盐枭，周盛波、周盛传、张树珊、郭松林是团练，吴长庆是守备等。为了强化淮军将领的权威，李鸿章的淮军八勇，分别以将领名字命名，如鼎、铭、庆、树、盛、开、程、松等，私人色彩非常浓厚，因而李鸿章对淮军的节制，就建立在这种个人之间的效忠之上。

    【3】民国初期的北洋军阀如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张勋、吴佩孚、孙传芳等均出自北洋军系。

    1895年12月，袁世凯由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章等奏派扩练驻天津小站的定武军，更名为“新建陆军”，即后称的天津新军或北洋陆军。聘德**官十余人担任教习，又从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百余名学生任各级军官，并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亲信，以加强对全军的控制，其中包括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张勋等。

    吴佩孚1898年投淮军，1906年任北洋陆军曹锟部管带，后升任旅长。

    孙传芳1904年从北洋陆军速成学堂选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回国后分配到北洋第二镇第三协第五标任教官。

    冯玉祥1896年投淮军当兵，算是与李鸿章、袁世凯有些许渊源。

    与袁世凯直接相关的军阀，在民国时期产生了5个总统或总长，1个总理。民国初期的北洋军阀中，惟张作霖、阎锡山与北洋军无涉。

    【4】梁启超《李鸿章》第十二章。参见：林文光选编《梁启超文选》，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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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

    李鸿章（1823－1901年）出身于安徽合肥官宦之家，道光丁未（1848年）进士，其父与曾国藩有同窗之谊。

    1853－1857年间，曾招募勇军守卫家乡（先防捻军，后抗太平军），后来转投曾国藩，成为曾国藩的重要幕僚。

    曾国藩很欣赏李鸿章的才干，认为担任幕僚是大材小用，遂委以重任，使李鸿章往淮阳编练新军，并以湘军八个营归其节制而使李鸿章的新军实力大增。

    1862年4月，已是江苏代理巡抚的李鸿章，应上海绅士之邀带领新军乘船队占领上海。由此开始了他独立的政治生涯，并因与英**官戈登率领的常胜军的合作而得到列强的信任。

    至1864年时，李鸿章的新军已增至5万人，配备了1.5万支步枪，由于重视西式武器和聘请英法两**官来训练新军，这支被称为淮军的李鸿章的新军，战斗力较强，并作为湘军的友军，成为打击太平军的主要军事力量，为中国武装力量的现代化进行了重要的尝试。此外，为了满足新式步枪对弹药的需求，李鸿章从1863年起，在上海、苏州等地创办军火厂，成为后来曾国藩创办江南制造局的先期试验。

    梁启超曾经这样评价曾国藩和李鸿章：

    “李鸿章之于曾国藩，犹管仲之鲍叔，韩信之萧何也。不宁惟是，其一生之学行、见识、事业，无一不由国藩提撕之而玉成之，故鸿章实曾文正肘下之一人物也。曾非李所及，世人既有定评。虽然，曾文正，儒者也，使以当外交之冲，其术智机警，或视李不如，未可知也。又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激流勇退为心；而李则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曾有畏难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长也。”【5】

    然李鸿章“自视太高，与其故吏稗将，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津要，委以巨任，不问其才之可用与否，所以他没有培植什么人才出来。”【6】

    【5】梁启超《李鸿章》第十二章。参见：林文光选编《梁启超文选》，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

    【6】萧一山著，曾国藩，东方出版社，2009年。

    2011-03-0715:35:38

    5、晚清的军事力量、军事改良与新军

    萧一山说李鸿章没有培养出什么人才，是儒生之见。但要说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张勋等一批北洋新军将领，是国之栋梁，总归牵强。1915－1827年的社会动荡，概由这批人主导，便是明证。

    这些军－绅门阀之途，所缺的正是湘军将领的经世济民之质。然正是他们，却在满清朝廷倾覆后，成为支撑国家的主要力量。国之幸也不幸？

    晚清时期，属于政府节制的军事力量主要有三类：传统的八旗兵和绿营兵、汉人节制的地方团练及新军。

    鸦片战争前，满清的总兵力约80万人，其中八旗兵20万，绿营兵（汉兵）60万。八旗兵力中，八旗京营10万人，驻扎在北京及附近地区，驻防八旗约10万人，分四类分布全国：驻于黑龙江、吉林、盛京三将军辖地以保卫龙兴之地，驻于察哈尔、热河、密云、山海关以监视北方蒙古族及保卫京师，驻于外蒙、内蒙、新疆、青海等地以戍卫西北边疆地区，驻于汉族居住区各要地以监视内地十八行省。

    而绿营兵，除京师巡捕1万人外，主要驻扎在各行省（清朝设十八个行省），基本建制为营，兵力一般在200－1000人不等。当时并不像今天这样，兵营集中驻扎，而是按需分散驻扎在各个市镇、要塞、关卡、防地，每个驻扎点兵力多寡不一，十几人、数十人不等，少有一个驻扎点兵力达200人以上的。【7】

    八旗兵因腐化而早已缺少战斗能力，汉人绿营兵尽管尚有一定战斗能力，但由于受分省总督节制而各自为政，对清政府来说已经不具实际意义。

    在洋务运动时期，曾经为几千名八旗兵装备了新式枪械，作为京畿卫队，也曾从北京绿营兵中挑选精壮士兵配备枪械并进行训练，但这些军事力量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被证明不堪大用。因此，晚清采取了取消武举选拔将领、改以新式军校培养军官的军事改良。

    地方团练主要由淮军和湘军构成。这两支在平定太平军中发展起来的汉人军事力量，由于领导者的个人关系和地方的支持，而成为地方利益的捍卫者。

    创建湘军的曾国藩尽管在平定太平军后曾解散了湘军的大部分，但归左宗棠和指挥的湘军一直作为湘军的延续力量被保留下来，长期驻江宁（南京），后来归刘坤一节制；淮军一直由李鸿章节制，并随着剿灭捻军及李鸿章出任北洋大臣而长期驻扎在天津，在李鸿章去世后，由袁世凯节制。

    1911年时，中**队规模号称100万人，实际只有约60万战斗人员。其中有17.5万装备现代化的新军，17.5万由各省建立的半现代化的地方新军。

    地方新军成立于1907年，兵员来自于原绿营军、勇军和其他杂牌军。还未遣散的5万绿营军和八旗兵混合军队中有7.5万受过西式军事训练。

    此时中**官总数约7万人，高级将领占10％，其中有约800人在日本学习过。军官素质和受教育程度比老式军队都有大幅度提高，也较“以文领兵”时代军官的战斗素养大为提高。

    总之，经过50年的西式化军事建设，中国有了一支丢掉冷兵器的37.5万人的军队了，完成这一改造军队的成就，比那些早期实现欧洲化的国家所用的时间都要长，付出的代价也大得多。

    【7】茅海建著，tianchao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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