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3-715:45:00

    我们就此结束第一章。这一章的情况虽然零碎，但对理解晚清帝制被革命者倾覆至关重要。因为这构成了晚清社会结构离析的背景。

    第二章中，主要分析晚清社会的渐次变化，其中，主要的变化是士绅政治共同体的离析：绅商合流、军绅合流与独立知识分子的出现是主要特征。但革命者主要出现在下层士子群体中，在下层士子的冲击下，上层士子则以保守性企图固守中国传统。

    2011-03-0716:11:52

    第二章欧洲宪政思想的中国化与戊戍变法

    一、士大夫群体的改良思潮与中西体用之辩

    1、郭嵩焘致书李鸿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内部的真正变化，是通商口岸工商业的兴起和社会改良思想的萌芽。特别是产生于经世派士大夫群体的改良思想，曾引起知识界长达几十年的思想震荡。而这种思想萌芽又与教会学校、教会医院的兴办和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学习各类实用技术有关。

    但这些处于萌芽状态的改良思想，在一开始就遭到了守旧士大夫（卫道派）的阻挠和抨击。作为中国公使出使英法的郭嵩焘，由于意识到仅仅洋务不是救济中国的根本办法，于1877年在伦敦致书李鸿章：

    “……日本在英国学习技艺者二百余人，各海口皆有之，而在伦敦者十九人；嵩焘所见有二十人皆能英语。有名冈良芝助者，故诸侯也，自治一国，今降为世爵，亦在此学习法律。其户部尚书恩屡叶欧摩，至奉使讲求经制出入，谋尽仿行之……而学兵法者绝少。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中堂方主兵，故专意考求兵法。愚见所及，各省营制，万无可整顿之理，募勇又非能常也，正虑殚千金之枝以学屠茏，技成无所用之，嵩焘欲令李丹崖携带出洋之官学习，改习相度煤铁炼冶诸法，及兴修铁道电学，以求实用，乃饬各省督抚多选少年才俊资其费用，先至天津上海福建各机器局，考求仪式，通知语言文字，而后遣赴外洋，各就才质所近，分别研习。”【1】

    就是这个郭嵩焘，也曾在曾国藩幕府中效力过，出使英法后，喜谈洋务，常劝人不要空口攘夷，力主国人学西洋物质文明。

    他从英归国，守旧人物对其口诛笔伐，逼得他无路可走，连进京面圣亦不敢，只能溜回湖南。

    但湖南父老也不能见容，骂其“有二心于英国”，湖南学者王闿运称“湖南人至耻与为伍”，还写了一副对子骂他：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1】自：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2011-03-0716:19:48

    2、帝师翁同龢与光绪

    中国的词章之学，被守旧士大夫用来骂人，也可骂出个登峰造极。而王闿运的“尧舜之世”和“父母之邦”，正是一般士大夫心中的中国根本。

    当时的帝师翁同龢（1830－1904年）面对急剧衰落的皇权，认为不改革就无以为继，因此在光绪（1872－1909年）于1889年亲政后，将当时仍然算得上思想偏激的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抄本给了光绪，以影响光绪赞同他的保守性改革思想，但他同时申明，中国的道德准则和伦理教化，仍然是国家的根本，所需要的西方的知识只是一种补充而不能为其所取代。

    光绪受翁同龢的影响，1889年开始阅读西方的译著，1891年还向两位同文馆的学生学习英语。

    光绪所读译著大多是同文馆及早期传教士的翻译作品。而这些作品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有了较广的传播,但以宗教、自然科学及技术类的偏多。

    如1810－1867年，主要由基督教传教士翻译的795部译著中，宗教类占86％，自然科学及人文学科占6％；1850－1899年间的567中译著中，应用科学占40％，自然科学占30％，历史地理占10％，社会学说占8％，其他为宗教、哲学、文学和艺术类书籍。

    因此，可供光绪阅读的译著大概也并不能使其较为全面地了解西学的概貌。但即使如此，也为光绪接受社会改良和行政改良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2011-03-0716:22:16

    3、张之洞的体用之说

    与翁同龢持相近立场的张之洞因积极从事自强洋务，也逐渐意识到进行社会改良的必要性。他主张通过复兴儒学、教育、工业和西方实用技术来挽救中国，但所有这些努力都应基于儒家传统和中国的道德伦理，因此，提出了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

    在张之洞看来，不可改变的是人伦关系、圣人之道和明道救人之理，而法律和行政、机器和工具是可改变的。而向洋人学习也并不违圣人教导，甚至符合孔子提倡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原则，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和其他变法史实，是自古以来制度变革的先例，即使大清朝，也是在不断进行革新的，如在关外使用弓射的旗兵，在康熙时改用大炮来镇压三藩叛乱，乾隆修改过科举体制，嘉庆在八旗兵和绿营兵之外创办团练，咸丰年间创设厘金、长江水师、建造汽船等。

    张之洞的社会改良主张，因“中学”和“西学”的体、用之分，而为运用西学促进社会改良（实用之效）提供了站得住的理由，很快赢得了士大夫官僚和学者们的认同，既连顽固守旧的人也无法指责他背叛了圣人之道，成为19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改良主义者奉行的基本原则。

    张之洞还进一步将自强运动的内涵扩展为“图自强，御外侮；挽利权，存中学”，在他任职两江总督和湖广总督期间，积极地督办芦汉铁路（卢沟桥—武汉）、粤汉铁路及力促川汉铁路，大力推进湖北新政、兴办新式教育和编练新军。在他的努力下，武汉一跃而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和主要军事工业基地，并使汉口由传统的商业重镇转变为重要的内陆国际贸易商埠。

    张之洞尤其重视旧教育的改造和新式教育的兴办，先后在湖广及履薪之地，创办和改办的学校、书院及学堂有近20所。

    此外，经张之洞举荐赴日本留学的学生达数百人之多。而张之洞创办的新军也影响巨大。他在1896年署理两江总督期间，曾编练江南自强军，1902年回任湖广总督前夕，奏准将江南自强军护军前营500人调往湖北，“教习洋操，以开风气”，辛亥革命时，湖北新军勇而起义，一定程度上与此风气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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