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0716:41:29

    赞一下康有为。

    读其《新学伪经考》及《孔子改制考》，不能不为康氏的才学所倾倒。而自负甚高的康有为，就此成就了近代思想家的声誉——如果中国近代存在思想家的话，康有为当列其中。

    2011-03-0716:53:11

    校正：上帖中“《孔子改制考》遭禁”一句，应为“《新学伪经考》”遭毁。

    康有为1891年秋初刻《新学伪经考》，1894年清政府禁毁。1898年戊戍变法时呈于光绪，戊戍之变后再度遭禁。

    作于1892年的“《孔子改制考》，再戊戍之变后险遭毁版。

    2011-03-0800:47:53

    谢风去留连兄。有诗馈赠，辛苦也得其所了。只是总感觉不是很习惯这网络作文，常常弄得丢三拉四，但又无法更正。还请对错谬进行订正。

    2011-03-0801:21:28

    5、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体用之辩与商战之说

    而明确认识到要自强需行政体改良的，当推撰写《盛世危言》的广东人郑观应（1842－1922年）。

    郑观应16岁应童子试未中，即奉父命远游上海，弃学从商。从商期间，曾入英国人创办的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英语，并对西方政治、经济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

    他先后合伙经营轮船公司、参与创办太古轮船公司，参股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并纳资捐得郎中、道员衔，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盛选怀等交往弥深。

    1880年编定主张社会改良的《易言》一书，主张组织人员将西方富国强兵的书籍翻译，以广播天下，使人人得而学之，亦主张采用机器发展工商，鼓励商民投资实业并开矿、造船、筑铁路等。

    1882年，受李鸿章之聘，郑观应出任当时几至不能维持的轮船招商局帮办。由于他的内外治理，轮船招商局的营业额和股票市值大幅提高，1883年得李鸿章擢升为轮船招商局总办。

    次年，中法安南战争爆发，郑观应自荐于彭玉麟（粤东防务大臣），总办湘军营务处事宜，嗣后法舰攻台湾，他条陈作战建议七条主张与法决战，被委任办理援台事宜。

    但不幸的是，因中法战争期间上海市面银根抽紧，股票大跌，使其损失惨重，并由于所推荐的太古轮船公司继任者经营不善、挪用款项而致官司缠身，遂退隐澳门，寄情山水，将全幅精力用于修订重写《易言》，至1892年，以《盛世危言》之名付梓。

    该书刊出后，朝野震动，各界争阅，求书者络绎不绝，以致一印再印仍不敷需求，亦旋闻朝鲜、日本并重刊。礼部尚书孙家鼐将书荐于光绪，光绪读毕嘉叹不已，诏命分发大臣。

    2011-03-0801:26:18

    （续上）

    《盛世危言》不仅影响了康有为和孙文等，也惠及后世，**因读《盛世危言》而于辍学3年后出走再度求学。

    该书思想魅力，一在倡君主立宪，二在促维新，三在主商战，四在明辨张之洞的“体”“用”之说。郑观应在初刊自序中说：

    “《中庸》曰：‘君子而时中。’《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时之义大矣哉！《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虽有智慧，不如乘势（按：‘势’之智慧正在于此），虽有镃基，不如待时。故中也者，圣人之所以法天象地，成始而成终也。时也者，圣人之所以赞天参地，不遗而不过也。中，体也，所谓不易者，圣之经也。时，中用也（按：依时局变易而行正道，为时之中用），所谓变易者，圣之权也。无体何以立，无用何以行，无经何以安常，无权何以应变。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见本源，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幼猎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弊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脊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凡司其事者，必素精其事，为文官者，必出自仕学院（按：大学），为武官者，必出自武学堂，有升迁而无更调（按：就武官而言，无赵匡胤的以文领兵之弊端），各擅所长，名副其实，与我国取士之法不同。善夫张靖达公（按：张树声，曾任两广总督）云：‘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义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趋步，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然我国深仁厚泽，初定制度，尽善尽美，不知今日海禁大开，势同列国，风气一变，以至于此。《易》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年来当道讲求洋务，亦尝造枪炮，设电线，建铁路，开矿，织布，以其而应之矣。惟所用机器，所聘工师，皆来自外洋，上下因循，不知变通。德相卑士麦谓我国只知选购船炮，不重艺学，不兴商务，尚未知富强之本，非虚言也。……今使天下之大，万民之众，凡有心者，各竭其知，凡有口者，各腾其说，以待輶轩之采，不必究其言出谁何，而第问其有益乎时务与否，应亦盛世所弗禁也。”（郑观应《盛世危言初刊自序》）

    2011-03-0801:27:35

    （续上）

    此序写于1892年暮春，距甲午之战尚有两年，距康有为公车上书亦有三年。

    尚且不论它对朝政的实际功效几何，单是士人争阅之象，便为社会改良奠定了思想基础，为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开了先风。

    近代中国由自强之术转向自强之学，实由郑观应开始，欧洲入侵50年后西学之风吹进古老的农耕之门，也由郑观应开始。

    而郑观应对西方社会“教养得法”、“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畅其流”、“素精其事”的描述，成为后世诸人言西人之长、我之自强追求时，必用、必证之“事实”，尽管受一时一地认识所限，但开启民智之功绩不可抹杀。

    郑观应在书中还提出了著名的“商战”之说。

    他认为西方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取材之地、牟利之场”，因而采用“兵战”和“商战”结合手段来对付中国，“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而商战比兵战相比，“振工商以求富，为无形之战；……讲武备以图强，为有形之战。”亦所谓“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

    因此，郑观应主张“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他并看到了商战的必要性和急迫性，“我之商一日不兴，由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所以惟有以商立国，以士、农、工三者之力兴商，才能“能富而后可以致强，能强而后可以保富。”

    他的结论是，“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此说道破了西方入侵中国的终极目的和我之应对的上上策略。后世邓公倡导开放事业，并于1992年南巡扬弃主义之争，以求商业兴旺，实是对100年前郑观应商战之议的历史回应。

    尤其独特的是，郑观应提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泰西社会“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这不是单纯地对英国议会制度进行赞美，而是蕴含着国体变制与变法必要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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