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0801:33:40

    6、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与对进化论的误读

    严复为福建人，14岁之前接受的是传统的国学教育，进入福州船政学堂后接受西式教育，学习了英语和西方近代科学基础，1876年被选派到英国一所海军学校学习。

    当时，达尔文自然进化论、赫胥黎及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及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论，在欧洲引起极大的震撼。

    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严复产生了一种叫做“原强”的思想，即人及其人在竞争中潜在能力的发挥，是最为重要的。

    他致力于去发现英国富强的原因，因此以巨大的努力对英国的政治机制、经济体系、社会哲学和法律思想进行了解和研究。他发现，使一个国家强大和富有的是思想而不是军事能力。

    1879年严复回国后担任李鸿章主持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的总教习、学堂总办，而与他同期留学的日本人伊藤博文等成了日本现代化的领袖，而他作为中国海军的一员，确只能听任自己的同学和学生在中日甲午海战中葬身大海。

    这促使他积极地投入到康有为等掀起的强学运动（1895－1898年），他利用所主编的天津《国闻报》，将赫胥黎的《天演论》译文在报上连载，并通过译著和撰写时评文章，将进化论、自由贸易、自由及平等观念、法律思想、政治政体理论等介绍给国人。

    他的思想通过翻译和政治性评论受到广泛的关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对欧洲社会的认知——不管这种认知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

    2011-03-0801:34:41

    （续上）

    严复在《原强》一文中，阐述了他所认知的物竞天择思想和自由平等观念：

    “达尔文者……著一书曰《物种探源》。……其书谓物类繁殊，始惟一本，其降而日异者，大抵与牵天系地之不同，与夫生理之常趋于微异。洎源运流分，遂阔绝相悬，不可复一。其书二篇为尤著，西洋缀闻之士皆能言之，谈理之家摭为口实，其一篇曰《物竞》，又其一曰《天择》。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意为民物圄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稍进，则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遗种也，则必强忍魁桀，趫捷巧慧，而与其一时之天时地利人事最其相宜者也。此其为争也，不必爪牙用而杀伐行也。习于安者，使之为劳；狃于山者，使之居泽。以是以与其习于劳、狃于泽者争，将不数传而其种尽矣。武经之事，如是而已。”

    2011-03-0801:36:28

    （续上）

    西方的进化论思想因严复而进入中国，为开明的知识精英思考中国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严复在1898年写下但未来得及呈交的《拟上皇帝书》中，就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七成的麻烦来自于自己而不是外部，中国所需要的不是细枝末节的改进而是对传统安宁秩序观念的根本的转变。传统统治者为了便于控制国家，一直致力于使百姓处于无知和虚弱的状态，并贬抑竞争和革新，统治者鼓励节俭和知足，倡导遵循祖制和顺从，这些都与西方通过竞争、注重提高个人能力和智力的社会原则相违背。严复认为：

    “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至于新民德之事，尤为三者之最难。……人无论王侯君公，降以至于穷民无告，自教而观之，则皆为天子之赤子，而平等之义以明。平等义明，故其民知自重，而有所劝于为善。”

    2011-03-0801:38:31

    （续上）

    在严复看来，富强之本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而实现这三项要政的前提是承认竞争的价值，并且需使民彼此皆可基于平等原则由自治而自由。如果西方的这种思想是有用的，就应该采用；而如果传统社会的周而复始体系（秩序），导致了贫穷、无知和虚弱，即使这是圣贤倡导过的方法，也应坚决地抛弃。

    严复在向国人引进近代欧洲思想方面的作用是巨大的。尽管之前由传教士和其他人士对西方思想观念有过一定的介绍，但若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著名的进化论观念，对中国思想界的重大影响而言，恐怕还无出其右者。

    不仅梁启超受进化论的影响，新文化时期激进思想家者们和青年学生（如**）大多也受严复译著和进化论的影响，表现为与传统彻底决裂的勇气和战斗精神。

    可以说，严复的工作本身就是革命性的，以至于中国人成为进化论的忠实信徒，并将进化论作为一种信念，相信人的力量和思想的力量可以助中国求自强。

    2011-03-0801:42:05

    （续上）

    实际上，严复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对进化论及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做了中国式的理解。

    达尔文的进化论本身是针对物种演化的一种考察。这种考察发现，每个物类都会在自然环境中尽可能地发挥自身的特性，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所以每种生物都会去努力适应自然环境，在这种自然和物种特性的关系中，物种会因适应自然选择而产生变异，这样一个渐进的演化过程使那些最能适应自然环境的物种维持其性种，这便是适者生存。

    而将物种的这一变异法则，入严复那样理解为仅受外界条件的影响，或者仅理解为动物和植物本身意志的作用，都是十分荒谬的。

    问题是，自然选择是偶发的、随机的事件，还是有目的性？这构成了达尔文的自然演化思想与斯宾塞社会进化思想之间的分歧。

    达尔文认为演化只是一个自然过程，是随机、无目的性的个体事件，动植物并没有高级与低级之别，也没有“进化”或“退化”的方向性问题，只有演化才是不断发生的事情。

    这个分歧到了严复这里，他已经选取的是斯宾塞的的社会进化论而不是达尔文的自然演化说了。

    严复在《天演论》中选取了“物竞天择”这一术语来表达他所理解的进化论，将“物竞”看成是迎合“天择”的一个能动的选择，这个能动的选择是一个不断向更具优势的方向追求的行动，而这个追求还要面临个体及其“群”界间的竞争，这就使个体和“群”为了“种”的繁衍及优势，而不断地向着“进步”的方向努力。

    能够如此的物类，就保持着对自然的“适应”，即所谓“适者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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