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0916:34:59

    （续上）

    这一现象的出现，固然与光绪是一个懦弱的皇帝有关，也与策划和推动这一变法运动的康有为等读书人缺乏行政历练有关，更与变法实际上是企图简单地将西方政制的一些可取则例移植到中国有关。

    这表明，中国从皇权的代表者，到士大夫官僚群体及这一群体后备力量的士子们，均未能明白导致中国内忧外患局面的真正原因。

    与洋务运动期间的自强措施相比较，百日维新变法将自强措施由军事工业和民生工业，推向了农业、教育、行政和言论范畴。

    尽管未能将郑观应、康有为主张的君主立宪予以实施，但还是在学习西方方面前进了一步。

    受官僚士大夫群体之外的力量推动的这一步表明，自强运动已经由士大夫群体中少数开明人士延伸到了民间士绅，即梁启超所谓的“新学之风既倡，民智渐开”。

    这一显著的趋势，不仅在加剧着士大夫官僚群体的内部分化，也在加剧着士绅政治共同体官的分化，即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上层士大夫和下层士绅的分化在加剧，亦即民间力量与官方的分化在加剧。

    而慈禧对百日维新采取的打击性措施，代表着皇室与士绅共同体的分化已经到了即将决裂的边缘；这促使以读书人为代表的士子学者，开始去酝酿更为激进的变法方案，甚至是革命性方案了，原本一致指向外部入侵力量的内部变革者，开始将变革的矛头指向了满清统治者。

    2011-03-0917:08:34

    3、慈禧整编与戊戍变法失败

    光绪推进变法之初，慈禧的态度模棱两可。

    据说，在百日维新刚开始的时候，她告述光绪：“只要你保留祖宗牌位，不烧掉他们，只要你不剪掉辫子，我就不会干预。”【1】

    但这口头表示,不一定代表慈禧的真实态度，抑或可理解为一种最低限度的警告。

    光绪的废八股取士之策、裁撤詹事府及大理寺等六衙门、命八旗人自谋生计的政策，显然触碰了慈禧的底线，她将这些政策看作是剥夺她和满族贵族权利的图谋。

    这也恰恰是康有为及变法者要达到的一项重要目标——早在1888年康有为在第一次上书中就说过：“国是蹙迫，是女谒庵寺弄柄所至。”【1】

    此外，光绪的其他几项改革也直接威胁到了满人的利益，如兵制改革威胁到旗兵和绿营的利益，改寺院为学校的诏令让与宫廷中的太监关系密切的僧侣们不安，尤其是裁撤朝廷闲差的措施让不少满人失去了俸禄。

    另一方面，废除八股取士和责令各省督抚举荐人才的政策，也让那些取得功名的士子或为此刻苦攻读理学经典的候补者们所不能接受，加上李鸿章、张之洞这些握有朝廷重权的汉族大臣的中立立场（实际上是对变法持消极态度），使维新变法从一开始便遭遇了帝制的体制性抵制。这就使得慈禧具备了打击维新变法的政治基础。

    【1】徐中约著，计秋枫等译，中国近代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

    2011-03-0917:13:52

    （续上）

    1898年9月21日，慈禧在满族要臣、直隶总督荣禄支持下，突袭光绪帝宫，截取了所有变法文件，遂挟持并软禁光绪于中南海瀛台，搜查米市胡同南海馆以缉拿康有为。好在康有为已于18日为光绪察觉危险而密遣上海，躲过一劫（后出逃日本），其弟康广仁被拿。

    此后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在内的22位变法人士被捕，其中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康广仁被杀，被后人尊称为变法“六君子”。

    梁启超躲进日本领事馆，后出逃日本。谭嗣同本有出逃机会，但他坚持为变法而殉身：“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者，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者。有之，请自嗣同始。”其凛然正气，足警后人。

    政变之后，慈禧剪除主张变法的新党，革黜与维新有关系的朝臣，并第3次垂帘听政（第1次同治幼年，第2次光绪幼年），百日变法新政在一个月内被她完全翻转过来，使帝制重新恢复到变法前的状态。

    李鸿章、张之洞等汉族重臣们也只能唯唯诺诺。尤其是张之洞，本支持强学主张，而对变法的支持却始终有所保留。在他这一期间所撰写的《劝学篇》中，始终主张以儒家及理学所推崇的社会秩序为基础来推进富国强兵政策，一如他致力于兴办教育和创办民生工业的努力。

    这些思想突出了李鸿章、张之洞致力于洋务自强等人，与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变法自强等人，在思想认识上的分歧。

    2011-03-0917:16:05

    4、戊戍变法的影响和历史意义

    如从历史角度来看，正是这一分歧的存在，才迟延了近代中国的各类自强的努力。但也正是这一分歧，将中国的戊戍变法与日本的明知维新区别了开来。

    因为在一个有深厚历史和文明传承的国家，突变意味着革命，意味着谭嗣同在变法流产后，所痛悟的“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者”的后果。

    就这一意义来说，慈禧的政变，恰恰使更多的在内忧外患烤炙下的仁人志士们，不再将变法的希望寄托于满清帝制本身，而是要另觅道路和方法了。

    本就具有反清思想基础的孙文等下层士子，因此而承继了变法的事业，将洋务运动以来实施的体制内改良和政体改良的尝试，导向推翻旧体制、创建新体制这一革命性的事业了。

    就此而言，康有为等人的维新变法主张，产生了两项重要的社会成果：

    一是以慈禧为代表的皇权统治者，为平息社会精英对皇权的不满，围绕建立国民议会开始推进君主立宪的政治改良；

    二是引导着孙文等人将民族自强的目标指向推翻满清帝制、建立宪制共和政体，希望通过引进西方的共和政体，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实现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革和重建。

    而在迈向革命之前，革命所需要的反叛精神还需要一个累积的过程。而这个累积正是从慈禧政变开始，而由1900年义和拳风暴起兴的民族主义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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