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1321:32:01

    （续上）

    在中国古代，常常帝、王不分，专家们也大多对此语焉不详。

    可能是史学界常常“帝”、“王”不分的缘故，至今我们都很少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那样，去对中国文明史上的政制做一个清晰的讨论。

    但如果仔细考察，便容易发现，在日常语言中混用的“帝”和“王”，事实上并不能混为一谈。《左传》中的说法就是一例，叫做“今之王，古之帝也”。

    《左传》之“古”，指的是上古时期，即通常所说的三皇五帝时期。由于经学作者们常常将上古时期中国的治理者称为“帝”，因而这些“帝”们就成了一种代表，代表着那些有资格治理中国并配有天地之德的君王们。

    实际上，中国帝王之“帝”，来源于“昊天上帝”一语。此昊天上帝即是传说中的天皇，与天皇相继的还有地皇和人皇，三皇时期距今约万年左右或更早。《通典.礼典》云：“所谓昊天上帝者，盖元气广大则称昊天，远视苍苍即称苍天，人之所尊，莫过于帝，讬之于天，故称上帝。”

    是否确有天皇地皇人皇，很难求证，即便五氏（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也被认为是上古传说。

    但即使三皇和五氏，如果不能带给百姓以富祉，百姓是可攻而挞之的。《诗经.大雅.荡》就对法度败坏、凶残暴虐、政令邪僻的上帝，提出了严厉的指责。其云：

    “荡荡上帝，

    下民大辟，

    疾威上帝，

    其命多辟。

    天生烝民，

    其命匪谌。

    靡不有初，

    鲜克有终。”

    此诗表明，一个不能取信于百姓的上帝（君王）也是不能为百姓所容的，所以天下百姓会另觅新君。此观念在中国由来已久，至少五帝以降，已成为为君立国的基本准则了。

    2011-03-1401:41:24

    （续上）

    五帝时期（约前27世纪－前22世纪）国君称帝。夏商两代（前21－前12世纪）沿袭帝号，及至周代武王代文王以下伐上，灭商立国后继续以王相称，帝号才得以废弃。

    周代约800年，虽称王而不称帝，却将国君之王别称“天子”，以便与各受封臣王（诸侯）相区别。

    这“天子”实质上是“人帝”的另一种称谓而已，黄帝也曾被诸侯尊为“天子”。

    这说明，周之王与夏商之帝并没有本质区别，即便与五帝时期的各帝君也无实质不同。我们可将周代及以前的中国国体称为王制。

    王制国体在中国延续约2442年（前2698年－前256年），即从黄帝开始到周王朝结束。

    2011-03-1402:11:36

    （续上）

    如果必须给中国古代历史进行断代的话，可将五帝、三代总共2440余年称为王制时期，将前221－1911年总共2130余年称为帝制时期，1912年之后约100年称为共和时期。

    这一断代意见，形式上反映了中国历史上三种国体之间的差异和继替问题，本质上则是区分了不同国体时期，中国文明的一种内在变化——思想和价值观念的不同。

    当然，习惯上用古代、近代、现代或当代，来称谓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近代历史横跨了帝制时代和共和时代而已。这也是史界通常以时间作为叙述历史的一种简便方法，只要不将时间与思想随便去做联系就行了。

    而困扰中国史界的问题是，如何将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进行分期研究。

    一般将1840－1911年间的晚清史，作为由帝制转型为共和制的准备阶段而予以关注那些导致后来共和革命的重大事件。而将1912年之后的历史称为现代阶段。

    但这种理解，理解会遭到两种意见的反对。一种反对者习惯于将1919年作为一种标识，标识着人们由全盘地热衷于正统的西方思想，一转而为热衷于反对西方正统思想的另一种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

    另一种反对者会将1912－1927年这一阶段作为一个特殊的混乱阶段，而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的历史看作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这两种对近代史不同阶段的理解，实质上反映了各自的历史偏好或思想偏好。

    而这种分歧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导致分歧意见的那个思想因素，今天还在现实地影响着中国的发展和未来方向。

    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个分歧去掉，而求一个共同的意见，则中国的国土统一，或许就不会像1912年之后那样，多次陷入南北相争的困难境地了。

    因此，寻找一种即能反映历史变化的内在逻辑的统一的历史断代意见，就不仅仅是一个纯学术问题了。但学者们所能做的，也仅仅是就学术而言，一个正确的意见应该是什么。至于这个意见，也不一定非要政治家们去接受不可。

    2011-03-1402:56:54

    （续上）

    当然，不同的学者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做他所喜欢的历史分期研究，像欧洲的历史学家或思想家们喜欢做的那样：

    伏尔泰之所以认为欧洲的历史在都铎王朝时代（1485－1603年）之前并不是一个理性的时代，甚至可以忽略不计，那是因为在那个时代的欧洲，不仅仅是处于思想的黑暗之中，也处于贫穷和毫无任何秩序之中，甚至连像样的记录都缺乏。

    黑格尔之所以将人类历史看作是政治及思想的历史，那是因为黑格尔是一个研究政治及思想史的学者，且以自己的研究换来了名誉和地位，当然，他那可穿透历史的思想，注定了使他有关历史研究的意见一定会得到别人的尊重。

    赫德尔之所以将人类历史看作是人性分化的历史，那是因为他需要为德意志人找到不同于法国人的灵魂，因为这两个法兰克人的兄弟，在赫德尔的时代，因为成就的不同，而赢得的利益和尊重相差太大，德意志人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尊贵的灵魂，以便可以用来对抗拿破仑的法国。

    孟德斯鸠将人类历史看作是环境与气候决定的历史，持这种观点大人太多了，以至于任何不同的环境都有可能导致人们产生不同的生活和思想；但这种显而易见的真知灼见，却总是被当代的美国人、甚至欧洲人忘记，它们总是想将欧洲的思想、美国的生活方式，输出到具有不同其后和不同环境下的人民那里——这注定着美国大兵会从阿富汗狼狈地离开——因为1831岛国英国人、1983年（？）广袤之国苏联人，都企图想控制阿富汗人民，结果，英国和苏联这两个自时代的霸主，都狼狈地将国家荣誉丢弃在山国阿富汗——伟大的美国人能不遵从孟德斯鸠的意见吗？

    达尔文主义者将人类历史看作是进化的历史，由此亦引申出来的弱肉强食的生存逻辑，其实，只不过是欧洲人曾经在多瑙河大森林里，与野兽共处于一个生存环境时，一个强烈的感受而已——如果在老虎的包围之中生活，你最好变成一只猫来适应那个环境。

    马克思主义者将人类历史看作是经济决定的历史；这尽管时充满睿智的一种高尚意见，但也仅仅是就欧洲人的历史生活而言是正确的一种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并不适合于美洲大陆上那些善良的印第安人，也不适合于澳大利亚岛屿上生活的那些被英国殖民者杀戮的250万原居民，也不适合于今天仍然处于自在生活状态的一些要受到“文明人”保护的那些古老的民族——雪地上的爱摩斯基人，在俄罗斯残杀亚洲北部广袤草原上那900万原居民时，他们的生活逻辑中，有阶级斗争这个名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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