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1711:12:21

    （续上）

    王制国体在中国延续2400年，基本社会制度保持着大致上的一致性。

    为这一社会形态提供稳定性基础的是“法天则地”和“天下为公”观念。

    九州五服天下一统制度和以祭天典礼为中心的礼乐制度，所依据的是“法天则地”思想；而“天下为公”观念，则是分封制与平等的封国联盟、井田制与什一税制度、设官分职与选贤任能制度的思想基础。

    这样的思想产生于以农耕为生的中国人对孕育万物的大地的感激，对高远无常的天的敬畏，以及对宇宙万物生存法则的感悟。

    这使华夏民族很早便形成了天地人之间的深刻观念，即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礼记.礼运》）就成为各代贤王以“天地为本”确立王制制度的基本原则了。

    当然产生这样的思想，除了与中国质朴的农耕生存方式有关外，土地相对于人口来说较为宽泛，也必定是原因之一。而真正重要的原因是，这是一个以天心为人心的民族，是一个知性远胜于感性的民族，化解善恶福祸之心的方法，惟礼乐和法度也。

    2011-03-1711:15:52

    （续上）

    中国人首先选择的是礼乐而不仅仅是法度，是法天则地而不是人为自然之主，是天下为公而不是天下为私，是循道守德而不是张扬**和激情。

    然而，人处在天地之间，居地而生，靠天吃饭，相对于天地的广大而言，是无助和渺小的，如何法天则地、循道守德呢？

    这就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天地人的关系问题。

    显然，基于农耕生活的经验和感悟，华夏族对天地人关系的理解从一开始便是客观而透彻的，如老子断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道德经》五章），天地是无所谓仁慈与不仁慈的，它对待万物像刍狗一样，任凭着自然的变化而生灭。

    万物如此，人于天地便也是如此，而且人处在天地之间，并不比处于风箱中的老鼠的处境好多少。

    天地动静不止，变化繁复，“虚而不屈，动而愈出”（《道德经》五章），于虚中产生实物、于无中孕育生机，关键就在于所具有的不可穷尽的变化。人要顺应这种变化只能努力“守中”。

    “守中”之人，最关键的便是做到与天地变化的动静相宜，甚而成为天地之间的“无”。而与天地动静相宜的关键是人心，人心若能虚、若能空，天地之间便为空、便为“无”，若能如此，便会“天地相合，以降甘露”（《道德经》三十二章）。

    显然，天地相合是华夏族对自然变化的的一种感悟，由此感悟引申出男女相谐、阴阳相抱、盈亏相替、祸福相倚，乃至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以静制动、为而不争的和谐信念。

    天地相合，循道守德，为而不争，无人可与之争也。

    2011-03-1711:18:06

    （续上）

    然而，尽管道理如此，又有谁可保证人人会为而不争呢？

    炎黄战于阪泉，成汤兴师罪桀，武周出兵伐纣，即便是替天行道，也总是一种争战。

    圣人尚且如此，况且百姓乎！

    大道玄德，不是百姓可以参透得了的，即使参透得了，也不能保证认识上的自觉可自动转化为行为上的自觉。

    这给王者提出了一个如何为王的问题。

    为王者不仅自己应循道守德，还要以身作则，积德行义，教化万民，行法度、制正朔，尚礼乐，以彰王道，非如此不能为王。

    所谓“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尚书.洪范）.

    这便是王道——王道荡荡，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2011-03-1711:20:45

    (续上)

    然而，没有人可以保证所有的君王都能始终如一地奉行“法天则地”和“天下为公”原则，总会因为人性有恶而使大道隐没，此时，天下为公，就变成“天下为家”了。

    在这样的时代里，君王会以天下为私家之物而传子孙，诸侯会以封地为私家之地而世及子孙，百姓则只能尽力将天下之食货据为己有了。

    这种情况下，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所能做的，便是教民以礼、以知、以义、以信、以仁，达到正君臣、笃父子、睦兄弟、和夫妇、贤勇知，设制度、立田里，以防止百姓被无端祸及【20】。

    尽管这样的时代有着诸多的不足，也不及大同之世那样致臻完美，但勉强也算得上小小安康之世。

    而孔子生活的时代则连小康之世都算不上，因为已经礼乐崩坏、大盗四起，天下为私了。

    导致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孔子认为起因于周厉王（前？－前841年）和幽王（前781年－前770年）【21】。

    而像幽王为博得美人一笑，不惜乱点烽火这样的“不以天下为天下”的颟顸行为，必使天下秩序趋于混乱。

    至于孟子后来所提出的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则流于肤浅——不是孟子肤浅，而是世人肤浅。

    因为人们经历春秋战国乱世之后，已经难以领悟和践行天下为公的王制大道了。

    2011-03-1711:23:56

    【20】《礼记.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规。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与，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段话便是大同理想和小康社会的出处。其中，“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几句描述的几乎就是**时代的道德理想了。

    【21】《礼记.礼运》借孔子云：“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合适矣。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

    按孔子的理解，鲁国本是周公封国（由其子代君），到了孔子时代，鲁国居然以封国之诸侯地位，行禘礼于郊，这是僭越，因为只有君王天子才有资格祭祀于郊（祭天地大礼）。所以，孔子就离开了这个不遵守礼制的父母之邦。

    周厉王就是引发14年共和的那个周天子。而周幽王则以“褒姒一笑”而名闻青史。

    2011-03-1711:30:56

    （续上）

    《新唐书.地理志》云：“自秦变古，王制亡，始郡县天下。下更魏、晋，分裂为南北。至隋灭陈，天下始合而为一。”看来，在1000多年前，就有人将王制国体和秦始皇称帝后的帝制国体，做了区别。

    如果说中国的王制产生于“天下为公”、“法天则地”思想的话，中国的帝制就是以“天下为家”为其核心命题了，并将“法天则地”的国家制度之基本原则改造为“君子受命于天”这样的法则。

    这就像希腊的王制存在于柏拉图所追求的智慧而善的理想里，希腊的共和制存在于尚贤原则下，希腊的寡头制存在于尚富风气下，而希腊的平民政制则是由于那里的公民们相信，就城邦的公共事务自由地表达意见，是保证使自己区别于那些不能自由表达意见的人的重要标志，是一样的。

    殷革夏命（《尚书.周书.多士》之后，成汤所建立的殷商延续了630年，被周革了命。而姬周一代，则是自己革了自己的命。

    而革命的最后一刀，便是赢秦的废井田、开阡陌，将农耕变为耕战，将礼乐改为刑法，然后废封建、置郡县，将天下为公，变张为天下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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