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1722:59:14

    （续上）

    第三，监察权独立于行政权和军事权，尤其是郡级政府的监察权直接隶属于御史大夫的制度设计，可保证对地方行政权和军事权的独立监察。

    这种设计颇有点像现代政体所推崇的独立监察权。而地方政府所拥有的军事权又不归中央政府的太尉辖制，所起的作用是形成对太尉掌管的军事力量的制约。

    第四，在中央政府的九卿官职中，郎中令、太仆、卫尉、宗正、少府五职所授予的职能，是保证皇帝和皇族的安全、皇帝的独立行动能力和皇室所需。

    比较秦朝九卿的职能和夏周两代九卿的职能，不难看出，王制时代的九卿主要以天下教化、农事、百工营造、山泽畜牧、典礼祭祀、维护法度等事关社会公共事务及政策有关，而秦朝的九卿则着眼于皇室事务和体现皇室尊严、皇室安全的重大事项。

    九卿体制的变化反映了王制之天子和帝制之皇帝不同的心理倾向，这也同时会促成百姓的心理变化。

    秦从商鞅变法开始，就重视以刑法而不是礼乐治国。到了秦始皇时代，形成了各类酷刑，计有膑（剜去膝盖）、刖（锯脚）、宫、榜掠、腰斩、枭首、弃市、戳尸、坑死、凿颠、抽胁、镬烹、车裂、夷三族等。坑死的例子是460名非议秦始皇的术士儒生被坑杀，车裂的例子是商鞅在秦孝公死后被车裂而死。

    秦以酷刑著称，而失去了礼乐教化，人心不仁，儒雅斯文当然不再，酷刑之下人们不仅怨声载道，作奸犯科者也会大大增加，两者相济，陈涉、吴广就只能为了活命揭竿而起了。

    2011-03-1723:01:38

    （续上）

    当然，短命的秦朝不全是由制度设计的上述特点而致，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人们不能习惯帝制国体而致。这种不习惯典型地体现在项羽身上。

    前206年，刘邦攻入咸阳，由于刘邦和项羽有“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的约定，恼怒的项羽也攻入咸阳，并将秦都焚毁后自称西楚霸王而不是皇帝，他的西楚王国暂时取得了统御天下的权力。

    项羽将包括刘邦在内的拥有军队的造反将领和被秦朝灭掉的六国后代封为19个王国，却没有明确这些平等的王国与西楚王国之间的关系，如果他像秦始皇那样公开宣布自己为高于诸王的皇帝，估计刘邦也难有异议。

    但老实的项羽还不习惯于称帝，于是汉王刘邦便纠集了几个王国一起攻击西楚王国，直到将项羽的力量消灭为止。这刘邦是个聪明人，当然知道选择帝制要比选择王制爽一些。

    但不管怎样，秦始皇所建立的帝制国体释放了人们据天下为己有的**，则是不争的事实，秦始皇设计的政治制度成为后世帝王执政体制的蓝本，也是不争的事实。帝制时代几乎只有争夺江山的记载而没有禅让天下的记载，就说明了这点。

    到了近代，孙文好不容易“谦让”了一回“大总统”，结果却是让一个私欲十分重的袁世凯拣了便宜，以“尚贤”为立国之基的共和国差点又成了帝制。

    2011-03-1723:03:03

    2、帝制的最高不成文法：君子受命于天与朝代继替规则

    但据天下为己有的**一旦被释放，就不可能再将它收回了，以法天则地为思想基础的王制，也就不可能存在于天地之间了。

    相应地，法天则地的朴素宇宙观，却成了一种工具性思想：祖先崇拜中所蕴涵的对人的灵性和善良精神的尊重，演变为对天的神秘莫测力量的膜拜。

    这时，“法天”成了帝王权力的来源，“君子受命于天”堂而皇之地成为欲取天下者的权杖，同时“则地”变成了帝王拥有这柄权杖的合乎天地相合逻辑的法则了——每个帝王都是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的产物，每一个在天的飞龙，如果没有地上的龙脉（地藏之气）予以承接，都是不能落地的，天圆地方，江山一统，非受命于天岂能私而得之？

    所以，作为受命于天的帝王，对天下苍生的眷顾和怜悯，是其本分所在。

    不管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怀疑为帝者是否真的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但不能否认作为一种观念会真实地影响帝制时代的皇帝和大臣们的言行。

    即使被诟病暴虐的秦始皇，在前219年登泰山行祭山川之礼后，也曾与鲁地诸儒生（70人）共议刻石颂德之事。石刻碑文中写道：

    “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寝，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静，施于后嗣。”（《史记.秦始皇本纪》）

    2011-03-1723:15:35

    (续上)

    帝制的思想基础正建立在作为受命于天的君子对天下苍生的眷顾责任上。实际上这是对王制思想的一种修正，属“修正主义”。

    即如前面已经指出的，将法天则地修正为“君子受命于天”，从而赋予了皇帝至高无上的神性身份，使原本朴素的帝王权力来源于仁政和德性的思想，被改变为“奉天承运”的非人格化的理解。

    体现这一变化的，是将五行观念引入到朝代更替的解释中。如秦取得天下的重要原因是以水德承继了周的火德，即秦代周德，符合水克火的逻辑，当然刘邦的汉朝也就自然被解释为土德了【1】。

    这种将君王作为人的德性用自然之德（土木金火水五行之德）来取代的做法【2】，很好地确立了帝权姓氏继承的合法性，此可看作是帝制时代君权（皇权）的确立依据，它修正了王制国体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态度。

    也因此，基于中国人的天地人相谐而存的自然观念，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思想，就被确认为帝制国体的基本思想。

    但这一思想仍然以现实世界中皇帝的德行为考量，即评价皇帝德行的仍然是王制时代确立的仁政原则，皇帝不行仁政，被认为是失德，而失德之帝当然不会再得到上天的宠爱，被人取代也就是迟早的事情。

    使这一观念成为帝制朝代更替基本原则的是汉代《春秋》博士董仲舒。

    【1】汉朝为土德一事，曾在汉文帝时有过争议。文帝15年，路人公孙臣上书认为汉为土德，但改正朔服色制度，但懂得律历的丞相张苍推算为水德。及至文帝16年有黄龙现于成纪，才确认为土德（土德应出现黄龙），文帝为此专门郊祀上帝诸神。由此可见，五帝时代的“上帝”，此时已经不是法天则地思想影响下的对自然之天的崇敬，而是化而为神了。

    【2】《吕氏春秋.应同》：“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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