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50节

作者:居原氏
    2011-03-1717:15:21

    (续上)

    卢梭曾提出过土地如何由“大家的”变成“我的”的猜测性判断。他说:

    “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假如有人拔掉木桩或者填平沟濠,并向他的同类大声疾呼:‘不要听信这个骗子的话,如果你们忘记土地的果实是大家所有的,土地是不属于任何人的,那你们就要遭殃了!’这个人该会使人类免去多少罪行、战争和杀害,免去多少苦难和恐怖啊!”(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人类生存历史的可爱之处就在这里。当所有人都认为土地是不属于任何人的时候,就已经离土地被某些人占有不远了。

    这显然不是中国人所乐意看到的现象。因此,中国的先人用“天下为公”的观念来企图化解人们对土地的私人占有**。这是中国王制最应受赞扬的地方,也是先人重视礼乐教化功能的着眼点。但这并不能永远阻止卢梭所假定的可能性成为现实。

    当秦国通过变法废弃井田制而授田于私的时刻,这个可能性就出现了。因而以“天下为公”为思想基础的王制也就走向了末路。

    如果说春秋诸侯争霸所着眼的是拯救王制走向末路的努力的话(姜小白提出的“尊王攘夷”的出发点),当这个努力几近不可能实现时,将天下据为己有,便成了一种选择。

    孔子和儒家一派千方百计想阻止这一趋势的发展;

    老庄一派则冷眼旁观,以其智慧劝导陷入困境的人们顺其自然;

    而墨子这位孤独的大侠,则希望人们以“非攻”、“兼爱”的精神来化解纷争;

    李悝、吴起、商鞅、邹忌、韩非之流,则以其才智去帮助那些雄心勃勃的诸侯们去实现据天下为己有的抱负,因为诸侯的成功也是他们人生的成功;但正因为如此,他们以天下苍生为工具的思想,必然会使他们付出巨大的代价,除李悝寿终正寝外,这些称为法家的一派因倡导改王制之法,而大多命运多桀。

    正是得益于这些法家人物的帮忙,诸侯们用连绵不断的天下争战,书写了王制的崩溃和帝制奠基的历史,结果是变法最彻底的秦国取得了最后的成功,秦始皇便将辛苦得来的天下化公为私。

    既然已经化公为私,也就不可能将天下的土地再与别人分享了。

    办法是废封建置郡县,将天下划分为36郡(后扩展到42郡)、每郡辖制十数县,委派隶属于自己的官员(郡守、县令)去行使治权,形成以控制天下土地和监察委派官员行为作为主要目标的政权体系——中央集权制度由此确立。

    2011-03-1722:26:56

    作者:feiwuhuanyouji回复日期:2011-03-1719:57:52

    关于生育文化。我有一个疑问——

    feiwuhuanyouji兄,这个问题可以与洋奴都应绝后商量。他对生育文化有研究。至于20%占有80%的财富,在欧美类型的国家应属正常分布吧,如果由10%的人占有90%的财富或许也不奇怪。

    2011-03-1722:49:57

    (续上)

    帝制国体既然将土地化公为私了,每个人都会想着自己拥有的土地越多越好,最好是拥有全天下的土地。

    而这种**的产生势必不利于已经将天下土地视为己有的皇帝。因此,皇帝势必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消除这种威胁。

    秦始皇不愧为拥有雄才大略的一代枭雄,他洞悉了这一威胁的严重性,因而将治理天下的大权集中在自己手上,并将它制度化。从秦朝初期的政治体制(政体)设计上可看出这个制度的四个特点。

    (1)第一,在中央一级,将国家权力分为军事、行政、监察三部分,且最高权力掌握在皇帝手中。

    军事权用于对天下实行军事控制,保持一支可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军事力量,以防止郡县治权的独立。

    行政权主要用来保障皇室和军事所需的资源的获取、保障皇室和皇族的安全、主持体现皇权至高无上的宗庙礼仪、处理天下事务(内部民族关系和外部国家关系)、征稽租税钱谷和管理财政、建法度维持社会秩序等。

    带有独立性质的监察权,则用来防止各级官员和军事首脑产生僭越之心和僭越行为。

    掌管军事、行政、监察的太尉、丞相、御史大夫号为三公。但此三公非王制时代的三公。王制时代的三公主要职能是辅弼君王、为君王提供咨询以及教育和培养下一代君王。帝制下三公的主要职能是执行皇帝旨令、保护皇帝及皇族安全、代行皇帝法度。

    2011-03-1722:54:32

    (续上)

    第二,设置郡县以管理天下百姓、土地和税赋,直接由皇帝委派郡守和县令,对百姓、土地和税负实行集中节制。

    郡级政府同样实行军事、行政、监察三权分立原则,县级政府则未设监察。

    这一区别于王制的制度设计,彻底否定了“天下田天下人得而耕之”的土地公有均等制度。新制度允许土地的多寡不同存在,即奉行的是“天下田能者多耕”的原则,为的是收获更多的税赋。

    这就必须在将土地授予私人的同时,加强对耕者和土地的管理。由中央直接委派郡守和县令的方法,既保证了对这些官员的直接控制,又消除了他们可能产生的将土地和百姓据为己有的可能性,而不将官员派往祖籍的做法,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政治智慧(现代东西方的各种政体已经放弃了这一智慧)。

    此外,秦统一前那些拥有世袭爵位和封地的贵族们,则被集中迁到秦的国都咸阳,总计约12万户,政府为他们建造了新的宫廷,给他们足够的食禄,并加以监视。

    郡县制的制度设计非常成功,此后中国社会的基本行政体系就由中央、郡和县三级政府组成,而郡县两级政府在长达2132年的帝制历史中,维持着基本的一致性。

    如县的设置,嬴政称帝时大约设县1000个,公元2年汉设县约1314个,1911年清末设县1381个,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设县1479个(不包括新疆、西藏和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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