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1800:21:28

    作者：cccpwx回复日期：2011-03-1800:09:10

    作者：唯剑回复日期：2011-03-1800: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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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cccpwx君，唯剑君。谢谢两位兄台的支持！

    2011-03-1800:25:03

    （续上）

    正是均田制的实施，确保了唐朝的社会繁荣。

    均田制作为帝制时期的主要土地制度，与井田制作为王制时期的土地制度，虽然制度和土地的性质有差异——井田制下土地在60岁或死亡后须还田于官且不得买卖，均田制之口业田亦如此，但永业田不须还田于官，但在观念上却是相通的，即这两种制度的原则都来自于“天下田天下人得而耕之”的思想。

    井田制为庶民平均分配和占有土地提供了制度保障，而均田制则在承认土地的家庭私人有限占有基础上，限制了土地因家庭世袭而产生过度集中现象。

    这个制度，产生的一个附带效果是中国人的“富不过三代”现象——诸王（皇帝的兄弟及不能继承帝位的儿子）家庭一般多妻多子，如平均有5个儿子，10000亩地为儿子平分，每子2000亩，到第四代时，曾孙辈也不过80亩而已，与庶民相近——王制时代是五代之后封爵之族变为庶民。

    2011-03-1800:28:43

    （续上）

    王莽企图通过废井田和奴婢来恢复天下为公的思想，虽然未能成功，但却提供了在帝制国体下重新认识天下为公思想的契机。

    于是，中国之思想便在公私之间来回摇摆。

    如果说王莽是想摆回“公”一边的话，光武帝（刘秀）的政策则是摆向私的一端，因而他实行了较为严酷的法家社会治理措施。

    而张道陵－张角倡导的清静寡欲、乐善好生的太平之世，诉求的无疑是“公”。

    三国的蜀吴、蜀魏之争带着强烈的公私之争意蕴，而魏吴之争则是典型的私与私的较量。在私家之魏和继之而起的私家之晋时期，对公的诉求便只能是清流雅士之间的清谈了。

    但即使如此，公私之社会思想之争并没有结束，南北朝之西魏为了恢复尚公志向，依据周礼制定了六官制，宇文泰并颁发了《六条诏书》而企图复古王制政治（《周书.苏绰传》）.

    但这并不是容易的，继北周而起的隋朝很快便在杨广的淫欲下而全面崇私而治了；结果是为李世民提供了教训，他千方百计地想在公私之间取得平衡，但他能做的也只能是律己纳谏而已，并不能阻止唐代中后期因私欲再次膨胀而致唐朝的毁灭。

    或许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毁灭唐王朝的力量如同毁灭汉王朝的力量一样，是广泛存在于民间的尚公思想，它为张角和黄巢,提供了相同的动员民众造反的道德基础。——近代土地革命的动力与此基本相似。

    2011-03-1800:34:36

    5、位事惟能，重民五教与向智力成就平等开放的科举制

    “建官惟贤，位事惟能，重民五教”（《尚书.周书.武成》），这一在王制国体时期形成并发展的政府为力行社会治理之责任,而实行的官员选拔和任用原则，仍然为帝制时代所奉行。

    但三代以选贤任能为原则的设官分职官制，在秦始皇建立帝制后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改变，即以血缘为纽带、以勋爵为基础的王制分封社会治理体系，转变为以勋爵为主的官僚体系。

    此即李悝的“食有劳而禄有功”原则。这个原则使血缘宗法纽带开始淡出，但选贤任能原则却被继承下来。

    促使这一转变的是东周开始出现的周王室的衰落，而是否与人口增加有关则无法考证，因为自周初到周末的人口数据几无史料记载。

    而在前6世纪带有学者性质的老子和孔子一类人物的出现，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周代官制中下层官员分为上士、中士和下士，按照世袭俸禄制，经过五世演进后，出任士官的基本上是周代拥有爵位的后裔。

    由于封国数量在周代中期基本上是稳定的，多数勋爵后裔实际上没有出任士官的机会，他们需要回归庶民生活。

    但与一般庶民不同的是，勋爵后裔从小会接受系统的知识和礼乐教育。

    正是这种不同，使孔子成为一个礼乐方面的学问专家。

    而孔子时代，诸侯国势力处于扩张阶段，并引起了世袭身份制的崩溃，有才能、专长和学问的“文学游说之士”，往往为诸侯招纳而出仕。

    尽管这些以才能而不以世袭身份出仕的人，大多可能出身于勋爵世家，但已经与依靠世袭爵位制出仕，有了极大的不同，不仅改变了周代的官制，也为非勋爵世家的人出仕，开辟了前途。

    而孔子开创的有教无类的教育方式，也使庶民子孙得以接受教育而具备出仕的资格。

    这种趋势，使“士’摆脱了身份限制而转而向全体有才能的人开放。

    与此同时，随着诸子百家的的兴起，尤其是儒家思想、法家思想的传播，士的人格特征也逐渐形成，他们不仅仅应该如儒家倡导的那样是一个道德实践者，也应该如法家主张的那样是有能力的社会治理者。

    为获得这样的贤能人才，春秋战国时兴起养士讲学之风，齐宣王有70多位被授予上大夫爵位的“不治而议论”的游士，齐国还另设稷下馆养士讲学，吕不韦也喜欢招贤礼士，据说曾养各方客卿3000人。

    2011-03-1800:55:46

    (续上)

    建立帝制后，秦始皇对“文学游说之士”也持尊重态度，置博士70（一般认为是据孔子大弟子70人而设），另在都城内蓄养各类拥有专门知识的士子3000人，以作为官员的候补。

    这些士子给秦始皇闹出了一个“焚书坑儒”事件【8】。不过秦始皇比较冤枉的是，他所焚烧的书，只是那些私家藏书，官方图书馆中仍然完整地保留着所有的书籍。这些宝贵的藏书，后来与阿房宫一起焚毁。

    汉初官员选拔采孝廉制和察举制。一般20万人举孝廉1人，而察举则是由侯国、州的郡首在辖区内考察、选取人才，经试用考核后任命为官职。察举的主要科目有孝廉、贤良文学、茂才等。

    武帝次年，又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标准，进行过一次全国人才选拔，其中《春秋》博士董仲舒获任。

    之后，董仲舒建议武帝独尊儒术，并开太学以教授儒家五经。太学最大规模时曾有学生3万余名。

    儒家思想因董仲舒和太学而成为帝制时代的官方思想直到帝制终结。

    但汉代官员并不全从太学和儒士而出，武帝时期选拔官员的主要方法还是乡里举孝廉制，并在东汉成为官员选拔的正式制度。这种制度遵循的仍然是道德实践与行政才能相结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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