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2002:42:53

    (续上)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那些来自乡间的及第进士，常常被委任为县令或县丞，从而开始自己的仕途。

    随着职务变动和官阶的升迁，他们会离庶民社会越来越远，最后的归属往往是郡（道、路、省）的首府或国都这样的城市。

    千百年来，中国乡村通往城市的道路上，就布满着应试士子的足迹，也因此被看作是庶民子弟通往飞黄腾达之路。

    而这条道路也往往是联结庶民共同体与皇族共同体的纽带，造反者或革命者，只有通过这条道路，打开坚固的城门后，才能实现改朝换代的目标。

    2011-03-2002:48:50

    （续上）

    但中国的城市与古希腊、古罗马以及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却没有太多共同之处。

    中国的城市一般是官衙所在地，因而其功能主要是政治性的，同时也是货物集散地和手工业中心，活跃着一些以买卖为主的大小商人和店主。

    这决定了城市生活较单纯的性质，官吏是城市的主宰，商人们需要讨好官吏以得行商方便。

    同时，为官吏和商人提供社会服务的功能，构成了城市与乡村相区别的另外一面。

    培养官吏和富家子弟的书院、书肆、古玩商店、书画坊、酒馆茶楼、手工作坊、丝绸铺、药材铺、当铺、戏院和青楼等，成为城市的标志。同样与乡村不同的还有官员、豪门、富商们的高楼宅第，以及精心营造的艺苑和花园等。

    这样的城市是社会共同体的权力寄存与角逐中心，因而它无法独立于乡村而存在。

    中国城市的这个特征，较好地将社会权利划分为两个相互依存部分：以京畿地区和主要城市为中心的政治的世界（行政权力体系）和农村地区的自律世界（乡村自治权利体系）。

    这两个权利（力）体系，以乡村自治权利对行政权力（皇权或统治权）的默许和义务承担为基础，也就是说，中国人以自己的基本信念和价值观，确立了人民自治权与皇权之间的分际。

    而维系乡村自治权的是宗族血缘关系，维系皇权的是来自于宗族的士子及其士子们的仁政社会理想，而在皇权和乡村之间起纽带作用的是士绅群体，而皇族和士大夫、豪门望族和士绅、自食其力的农民以及产生士大夫和士绅的社会土壤，形成了力量的均衡状态。

    只要农业经济和农民还一如既往地作为社会结构的基石，仍何企图打破这种均衡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2011-03-2002:53:20

    （续上）

    尽管就规模来说，古希腊和中世纪欧洲的城市，要比中国同期的城市小得多，但他们的城市却比中国的城市要承载更多的功能。

    欧洲历史上首先，城市中的居民，与城墙外居民的身份和社会权利，是不同的，只有城内的居民，才是连同这个城市在内的城邦国家的合法拥有者。而城墙外的居民，只是国家的附属和提供劳役的成员。

    城市的这一封闭性，所衍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在城墙外的人凭借商业力量打破了城墙内居民狭隘的社会视野后，产生了被称作“平等精神”的欧洲观念。

    其次，城市是财富汇集、经济活动和生活中心，财产的多寡及经济力量和对城墙外居民的暴力奴役是城市的主宰，而所有以政治或国家荣誉为名的政治纷争和军事征服，最终都不过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或拥有对财富的支配权而已。因而不择手段、功利性思维、基于自我的傲慢和冷酷的社群关系，特别是对城外居民的鄙视和暴力奴役，不仅是城市的灵魂，也被塑造成了城市居民的性格。

    由此发展而形成的19世纪的欧洲城市，则表现出西方城市的第三项特性，即19世纪的欧洲城市是银行资本家、商人资本、企业主、贵族、各类专家、艺术家、政治家、高级神职人员、军事冒险者和野心家角逐的名利场，他们在城市中从事着各种公开和非公开的交易，将全世界一切有利可图的事物都拿来作为交易的筹码，甚至他国的土地、劳工、可能的宝藏和政治事项都可成为交易的对象，当这些财富要素的主人不愿意与之交易时，军事暴力便粉墨登场。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自由通行的大道，而智力成就和高尚的德性，是开启城门的两把钥匙。手中握有这两把钥匙的士绅群体，以中国文明守护者和传承者的身份，往来穿梭于乡村和城市之间。

    2011-03-2002:54:39

    （4）农业－士绅社会体系及东西方宇宙观之比较

    生活于乡村以农耕为主业的庶民共同体，是帝制国体稳定的根基；穿梭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士绅共同体，则是帝制国体社会理念的载体，同时也是社会治理者和秩序的坚定维护者。

    这种社会形态，实际上是庶民共同体、士绅共同体和皇族共同体相互依存的一种共生且平衡的体系。这个共生体系可称为农业－士绅体系。

    这个农业－士绅体系同时也是乡村－城市共同体。

    汉代由乡里举孝廉选拔官员的方法，即是这种共同体的政治关系形态。

    实际上，区分乡村庶民和城市自由民的不是两者的社会差别，而是谋生方式的不同，而且一般来说城市自由民和农民之间，并没有任何法律或道德观念上的身份差别，在城里赚钱之后回老家置田，不仅是一种习惯，也是受社会鼓励和赞赏的，这表明城市自由民与城市的关系具有临时性质，任何人的根都在乡村的土壤之中，即便那些士大夫官僚也不例外。

    今天农民工与城市的关系、农民子弟大学毕业后在城市工作的情况，实际上仍然具有这个特征，不同的是，今天赋予了城市居民一些帝制时代不具备的社会特权。

    2011-03-2002:58:08

    （续上）

    实际上，农业－士绅体系是中国帝制社会形态的本质性特征，正像王制社会形态的本质性特征是农业－礼乐体系，近代欧洲社会形态的本质性特征是商业－军事体系那样，各自代表着其社会文明的基本属性。

    这种具有本质差异的不同类型的社会形态和社会文明，是各个民族不同历史时期所选择的基本生存方式。而选择上的不同，主要根由于对人的秉性和德行的认知。

    如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而柏拉图却认为人的本性是由构成其灵魂的物质决定的。柏拉图认为：

    “他们（人）虽然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爷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宝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上天给统治者的命令最重要的就是要他们做后代的好护卫者，要他们极端注意在后代灵魂深处所混合的究竟是哪一种金属。如果他们的孩子心灵里混入了一些废铜烂铁，他们决不能稍存姑息，应当把他们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去，安置于农民工人之间。……须知，神谕曾经说过‘铜铁当道，国家破亡’，……”【17】

    【17】[希腊]柏拉图著，郭斌和等译，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

    2011-03-2003:04:09

    （续上）

    当然，今天已不会有人相信柏拉图的意见了。

    但柏拉图企图去解释在他之前人们没有能够回答的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有的人可以作为统治者而另一些人却不能呢？这个问题的一个必然意义是，如何去分别一个人的灵魂深处所混入的金属是什么呢？

    在不可能事实上去验证一个人灵魂中的金属物质是什么成分时，出身将能基本上保证金生金，银生银；尽管/由于金父生银子的偶尔情形不能完全避免，因此限制奴隶与自由民通婚就是完全必要而正当的城邦政策。

    同样必要而正当的是，国王的世袭制是保证其统治权不被废铜烂铁侵蚀的唯一合理方法。

    柏拉图被人称颂和诟病的原因，都是这个有关“金银铜铁”的学说。

    实际上，这不是柏拉图作为贤者所不应该犯下的错误，即便他生活于21世纪的今天，同样的错误仍然会有再犯的机会。

    比如，美国人就相信自己作为雅利安人的后裔具有良好的秉性，它拥有的5113枚核弹头是世界和平的一种有力保证，而不相信另一支信奉了先知安拉的雅利安人（波斯伊朗人）会有同样良好的秉性，因而认定伊朗的6000台铀浓缩离心机正在对世界和平构成十分严重的威胁。

    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可以证明美国人的判断是正确的呢？如果这是一个需要柏拉图来回答的问题，他一定会告诉我们，理由就在于美国人的灵魂里被加入的金属是白银（因美国人1972年舍弃了黄金储备作为信用的担保物而证明了他们不是黄金类型的人），伊朗人的灵魂里被混入了“废铜烂铁”（信奉了异教而不是基督教是原因之一）。

    因此，美国人可作为世界和平的保证者和世界秩序的领导者，而伊朗人恰如其分的本性应该是向美国输出石油而不是建设核发电站。

    这种存在于雅利安人世界中的一脉相承的思想，实际上根源于他们的宇宙观及其思想。

    2011-03-2003:41:26

    在西方人的观念中，宇宙万物是一种有次序的结构化存在。

    在这个结构化的存在中，始终存在着一个最高的主宰，如在宇宙中基督是主宰，在地球上人类是主宰等。

    而结构化存在的事物之间以及与最高主宰之间的关系，是可通过一种毕达哥拉斯式的、被称作“数”的事物来度量。

    由于“数”是对结构化存在的事物之间关系的度量，因而它外在于主宰，并凭借人的心灵能力来完成这个度量，因而人不仅可以测知外在物质的存在表象，还可以主宰、改造和征服那个外在的物质世界。这种宇宙观的机械性，尽管曾经被莱布尼茨企图修正为中国的有机论，但由于莱布尼茨自身并没有领悟到万事万物的平等性，这一中国豫州观的核心，而停留在被人怀疑的处境。

    熊十力将西方人的这种认识，理解为一种“常向外发展”的精神（相对的，中国之精神是向内收敛以求“涵养本原”的精神）。由于西洋“向外追求，而其生命完全殉没于财富与权力之中。国内则剥削贫民，国外则侵略弱小，狼贪虎噬犹不足喻其残酷，使人生天地不仁之感。”

    而在中国人的观念世界中，宇宙中万事万物是平等的存在。

    这些平等存在着的事物不仅可以共存、相互影响，还可以相互转化，就如同金木水火土那样，相生相克相谐共存。

    这种宇宙观的延伸之意义，所确立的人和天地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和谐依存的关系，其理想的状态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性和人性合而为一的那种状态。

    在这个由天、地、人构成的世界中，人不是中心而是受惠者，因而人应时时体察上天的好生之德和时时内省自身，以便通过自律与涵养自身而报答天地万物的合和之利。

    因而，中国人相信仁德的力量和贤能者的德行，秉承于上天的好生之德，也相信个人和社会是一体的，正像人和天地是一体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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