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2010:41:19

    （续上）

    以生命内省自律为生命涵养首要的社会，保持着个人与社会的一体化关系。在这种关系状态中，人的社会性即是人性的体现，因而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协调，可更多地依赖道德教化及自律而不是惩戒。

    所以，中国人相信，作为庶民的个人、拥有知识的士绅、行使统治权的君王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利害冲突；相反，君王的首要职责是履行天性所要求的仁德品性的修养，并以此作为实行仁政和善行的基础。

    而那些拥有特殊才能或专门知识的人，按其天生秉性，应去承担其本份所许可的特殊职责，如此方能使每个人的天性得到恰如其分的发挥，共同维护人类群体生活的共同利益。因而孟子说：

    “君主仁爱，就没有谁会不仁爱；君主守义，就没有谁会不义；君主正派，就没有谁会不正派。一旦端正了君主的思想，国家就安定了。……拥有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百姓，是君子的意愿，但却难以获得快乐；处于天下的中央，安定四海的百姓，是君子的快乐，但本性不是如此。君子的本性，不会因其主张广行天下而增加，也不会因其穷居而减少，这是由于他的本分已定的缘故。君子的本性，仁义理智皆扎根于心，它发出清和瑞泽的色彩，现于面部，显于肩背，施及不会言语的四肢，而使人一目了然。”【18】

    【18】孟子-尽心上》：“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固也。君子所性，仁义理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益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2011-03-2010:43:58

    （续上）

    孟子对君主与百姓关系的认知，承袭于孔子。而孔子的认知则，取于其前王制时代为王者的仁德事迹。

    即使是如一些学者对此所批驳的那样，孔子为了树立自己的学说而借删述六经，重新整理了史实和王制思想，但毕竟孔子取得了伟大的成功，毕竟经孔子删述过的经典在孔子之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而自小浸淫儒学经典的士子，则因共同维护和传承这一思想，而结成了政治共同体——帝制国体由此一直保持着文官制度的特征。

    2011-03-2011:03:29

    【史外肆言】或许有人会建议，用农业－文官体系，来作为帝制时代的社会特征会更恰当一些。这种见解是可取的，但并不全面。因为，中国的帝制社会中，文官只是那些出仕者，未出仕者的下层士子，在帝制社会中所起的作用，甚至要较出仕者更大一些。未出仕的下层士子，担负者自治形态的乡村社会的领导者角色，他们与出仕者共同构成的士绅政治共同体，才是皇权和民间相联系的桥梁。当这个桥梁坍塌时，辛亥革命那样的革命就必然会出现。

    如果从正面而不是从消极面来看待这一现象，则帝制社会的是非，就会很清晰了。它的主要缺陷，是为帝者的个人能力，与其承担的巨大责任是否匹配。由于有士绅政治共同体这个相对于皇室宗亲政治来说相对独立力量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帝者个人能力不齐的问题。这便是帝制时代比较重视君臣关系和干才的原因。

    这也是帝制各朝代，会因干才缺乏，或内戚专权或宦官专权，而走向末路的主要原因。

    今天反**的重要性也在这里，但反**的实质并不是贪官也多么可怕，而是贪官产生的温床——庸官现象难以解决。

    反**必须行吏治。吏治的核心是不拘一格重用干才。所以，仅仅抓几个贪官，并不能解决**问题。

    为政者当慎思也！

    2011-03-2011:32:47

    三、中国的农业－士绅体系文明与欧洲商业－军事体系文明比较

    由于中国的共和制，来源于欧洲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框架，且对这个制度框架的认知，辛亥时期的革命者，乃至今天大多数国人都存在着一些重大的误解，澄清其本原是必须的，不然，难以理解辛亥后国人在国体问题上的众多分歧。

    但澄清工作，不仅工作量浩大，且需要仔细辨析的问题颇多，不适宜在这里做冗长的叙述。本帖已经是一个很“技术”的帖子了，能读下去的朋友想也必须忍受很多痛苦，为减轻这个痛苦，就只能简单点说。但这一简单，很可能使证明意见的那些史实，显得不够充分——全部摆出来恐弄成了一个简要欧洲史，这风险我还是不冒的好。呵呵。

    还请诸君谅解这一点。

    2011-03-2011:41:02

    1、日耳曼骑士与欧洲商业－军事体系的复活

    还在很早的时期，日耳曼部落中有男子成人仪式的传统。举行仪式时，部落男子聚在一起，适龄男子由部落首领或父亲授予一矛一盾，标志着他正式成为战士，仪式上让人终生难忘的一个环节是，主持者要重重地掌击骑士的脸部。查理曼建立日耳曼国家（法兰克王国）后，这一日耳曼人的古老传统开始在庄园主－贵族的家族中以特别的方式复兴。在庄园和采邑的长子世袭制下，多子家庭必须为不能取得继承权的非长子男子寻找一个出路。惯常的做法是训练他们成为骑士，以便在征战和服务于贵族－军事首领时获得名誉。（前已述过，为下文之需，重复一遍）

    当时的欧洲国家仍然频繁遭到外族的侵扰，南有穆斯林，北有维京海盗，东有马扎尔人（也称匈牙利人）。

    经过良好作战素质训练且有家族财富作为基础的骑士，是理想的战士，因此骑士便与贵族（一般情况下也是骑士）组成了重装骑兵，成为王**队的中坚，而且骑士的武器装备以及道德准则，往往也是影响战争的主要因素。

    十字军东征时期，骑士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身份也由原来作为庄园领主的附庸者，转变为教会和国家的职业军人。

    最著名的便是由教会组织的三个骑士团体：1118年建立的圣殿骑士团、1120年建立的圣约翰（医院）骑士团、1198年建立的条顿骑士团。

    这些隶属于罗马教皇的常备武装力量的主要任务，是镇压异教徒反抗、与毗邻的穆斯林作战、保卫并扩大日耳曼人在中东建立的基督教国家（耶路撒冷王国、安条克公国、的黎波里伯国、以得撒伯国）。

    这些国家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6－1099年）时，日耳曼人通过军事占领和强迫其国民一律信奉基督教而建立的。

    2011-03-2011:43:43

    （续上）

    骑士团的僧侣骑士，大部分是欧洲破落贵族出身的亡命之徒。

    他们被按照修道院的方式进行组织，这些既是僧侣又是战士的骑士，被要求为“保卫基督教”而奉献一生，恪守安贫、守贞、听命三大戒律，骑士团成员决不可因迷恋世俗生活而动摇自己“献身基督教”的意志。

    罗马教皇还给予骑士团各种特权，免除十字军骑士的忏悔，将教会土地上十分之一的收入赠予骑士团，重要是的不受日耳曼国家僧俗统治者的管辖，骑士团之首领直接听命于罗马教皇。

    经过四世纪游牧民族的侵入和打击，特别是庄园和采邑的发展、工商业发展带来的城市力量的增强、君主权力在教会影响下的衰弱等，在查理曼之后，日耳曼民族的各系，重新进行了组合和分化，并分化为越来越小的封建君主国。

    这一点与东方的中国在此之前完成的统一事业恰恰相反。中国以其自身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传统，由一个个分散的氏族部落（西周之前）和诸侯国（东周时期）走向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融合（秦汉时期），并且在经历西汉时期、五胡乱华时期、唐朝时期的游牧民族侵袭后，伴随着对蛮族反击的是民族统一性的加强和疆土的扩展。

    而雅利安人的欧洲，却在游牧民族的打击下，被瓦解为以日耳曼人为主体的越来越小的封建国。

    东西方的这种不同，或许与雅利安人因排他性而缺乏包容的气质有关，但无论如何，在罗马的荣光还没有完全消失的背景下，要让拉丁－日尔曼人接受这种分化的事实，必然是痛苦的。

    好在基督教为他们提供了慰籍受伤心灵的宗教鸦片。那些曾经在征服希腊、征服巴比伦、征服波斯、征服印度、征服埃及、征服南部和东部欧洲时所创造的伟业，也一定通过美好的回忆而启示他们对未来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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