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2300:57:16

    作者：老道口回复日期：2011-03-2223:58

    1911～1915年间，曾有国土丧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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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接的丧失。主要是在激烈的政争期间，袁世凯为向英俄借款，许外蒙自治（总主权在中国），许西藏自治（宗主权在中国）。

    2011-03-2301:05:44

    居原氏启示

    ：

    各位朋友，大家共同感兴趣的是历史，我们需要研讨的也是历史。还请诸君在讨论时，尽量不去针砭不是历史的东西。希望这个帖子可以顺利的进行下去。

    理由嘛，我想地球人都知道。呵呵

    2011-03-2302:40:17

    4、晚清士绅共同体的分层问题和代际问题

    人们习惯上将取得贡生及进士功名者看作高层士子，将举人及生员（秀才）、看作是低级别士子。

    前述太平军起义前，全国有生员以上功名者约110万名。太平军平定后，为了回报地方各界平定太平军的贡献，科举名额开始增加。

    到1871年时，录取的生员名额由太平军起义前的25089人增加到30113人，武生名额也由21200人增加到26800人，此后基本上不再增加。

    到1900年时，通过科举考试的生员总人数应有91万名，比太平军起义前增加23％，在全部人口中，生员的比例从万分之十八增加到万分之二十四。如果将同期通过捐款取得功名的53.4万名生员加上，则全国拥有生员以上的总人数约为144万名。

    太平军起义前，作为官员的候补者，而获得一定程度的社会尊敬与特权的贡生及以上人员约125000名,占全部有功名和官衔者的11％；太平军起义后，贡生及以上的人员有204000名，增加了63％【9】这意味着高层士绅群体在扩大。

    除在商业上和土地上取得成功外，取得功名其实是进阶上层社会的主要途径。但在1901年取消武举考试、1905年取消科举考试后，按规定，功名的取得与新式学校的教育等级相关，但并没有认真的核定过。

    这样，在考察科举制度废除后中国人的功名身份，就增加了困难。但大体上可将这一时期主要在省会城市设立的高等学堂，包括各类师范学堂、专门学堂、武备学堂及官办书院等，视作培养较高级人才的学校，毕业生可比照举人而被看作是士绅共同体中的中层士子。

    【9】数据引自：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2011-03-2302:44:31

    （续上）

    另一方面，由于1900年废除八股取士及推行新式教育，1901年取消武举兴办武备学堂，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倡导兴办新学的缘故，使士绅群体在思想上呈现出了明显的代际倾向。

    1865年以前出生的人，自小受以程朱理学为正统的教育，少数人后来受外国教育（如伍廷芳、唐绍义、严复、段祺瑞）或新式军事教育（如冯国璋、曹锟、黎元洪等）。

    这代人在经历了甲午战争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后，大部分人得以接受君主立宪思想，并在辛亥革命后的共和宪政运动中，成为共和宪政思想的消极反对者。

    同时因年龄问题的存在，1865年以前出生的人，在1895年及以后，基本上已取得了较高的功名或担任了官职，如袁世凯（1859－1916年）、张勋（1854－1923年）、唐绍仪（1862－1932年）、段祺瑞（1865—1936年）、张謇（1853－1926年）、严复（1854－1921年）、康有为（1858－1927年）等。

    1866－1879年期间出生的人，在青少年时代接受的仍然是传统教育，那些稍后出生的人，有机会进入教会学校或新式学堂学习和接触西学，少数人到年龄较大的时候还出国留学。

    不过就整体来说，即使那些在新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的人，在大部分时间里学习的还是以传统教育为主的内容，因为参加科举考试仍然是这一代人进仕的主要途径。

    除革命者外，这一代人中的士绅人物，由于大多数曾经积极参与或经历过1901年后的新政，甚至部分人还是推行新政的中坚力量，因此对共和宪政的议会政治普遍支持。

    只是由于受传统影响较深，这代人对激进的革命，包括由革命党人来主导的议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如蔡元培（1868－1940年）、章炳麟（1869—1936年）、梁启超（1873－1929年）等。

    1880年以后出生的人，在青少年时期接受的主要是传统教育，稍大时开始进入新式学堂。由于废除八股取士及废除科举制度的新政措施，使继续接受传统教育显得不合时宜，因此出国留学或者到教授西式内容的高级学堂或专门技术类的学校进行深造，就成了主要的选择。

    由于年轻，这代人往往思想激进，便以激进的态度褒贬中国的传统和西方文明。

    结果是在西方和来自日本的各种思潮的影响下，他们开始去否定或抛弃中国的传统。

    这既为孙文的共和革命提供了热情的同盟者，也为西方思想开始影响中国的政治进程提供了可能性。

    其中对共和宪政的无条件支持，成为年轻人的一种时尚，并因此产生了一批以西方思想来革新中国思想的激进思想者。如陈独秀（1879－1942年）、鲁迅（1881－1936年）、章士钊（1881－1973年）、李大钊（1889－1927年）、胡适（1891－1962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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