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2302:50:48

    （续上）

    西方思想对中国的影响，随着新一代年轻人的成长而呈逐渐增强的趋势。

    在这一趋势中，新老两代人之间因宇宙观和思想观念上逐渐出现的分歧，使中国思想开始进入一个混乱阶段。

    这种混乱，一方面是由于老一代在共和宪政和君主立宪问题上的争论及其帝制的两度死灰复燃引起；另一方面，由于青年一代愈趋激烈的思想态度，使对传统的否定进入扩大化阶段。

    如果说在此之前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是一种渐进进程的话，此后西方的影响，就主要是以思想和“主义”的全面引进、及用引进的西方思想对中国传统展开全面检讨的激进运动了。

    在思想引进和检讨运动中，产生了不同于1880年以前那代人的另一种新的革命运动——否定共和宪政的社会主义革命。

    但不管是老一代士子，还是新一代智识（注意这个词，这是那时的一种用法）者，在少年时代都接受的是传统教育，而在成长过程中所体验的历史巨变的共同性，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情感倾向。

    2011-03-2302:52:56

    5、社会改良与士绅政治共同体的分化

    晚清的社会改良，主要包括允许满汉通婚、解除妇女缠足、禁止鸦片、发展铁路建设、鼓励工商业及订立商法、改进税赋和贡米制度、征收烟酒税等。

    这些措施，特别是那些体现开明思想的社会改良，将保守者与开明者明显地区隔开来。加上科举废止、外侮加重、经世之学复兴和革命思潮的兴起，士绅共同体开始出现分化。

    士绅共同体的分化有三个标志性的事件：

    1860－1895年间的经世之学复兴与程朱理学式微,象征着士绅共同体中的开明者与守旧者分道扬镳；

    1895－1898年间的强学运动和百日维新，象征着在朝士大夫与在野士绅之间存在严重分歧；

    而1900年的东南自保运动，则象征着在朝士大夫之间开始出现裂痕【10】，而上层士子与下层士子之间的分歧，已经发展成为改良、改革之间的政治对立了。

    【10】陈志让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2011-03-2302:58:57

    （续上）

    士绅共同体的分化可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士绅群体分化和思想的分化。

    士绅群体分化为传统派、改制变法派、激进派、绅商、军绅和革命者6类。

    （1）坚守传统的，成为帝制皇权的坚定卫道士。

    （2）坚持改制变法的，如康有为、梁启超等，成为君主立宪的旗手，推动和促进了1905年后的君主立宪新政。

    （3）思想激进的上层士子，热衷于倡导目标并不明确的革命，最后发展成为独立的学者型名士和民间思想者，如章炳麟、陈独秀、蔡元培、张伯苓（1876-1951）、李大钊（1889－1927年）等。

    （4）另外，一些深受经世之学影响的士绅人物，如盛宣怀、郑观应、张謇等，不以入朝为官为正途，而以创办实业为己任，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成为那一时期卓尔不群的优秀人物。

    这种士子或官绅出身的工商业者，成为推动工商业发展和铁路建设的重要先驱。

    （5）而那些1880年以后出生的士子则分为两类，一类因入武备学堂习武而从戎或成为革命的同盟者；

    （6）一类则因接受西式教育或在海外接受西方教育而成为革命者。

    在这6种类型的士子中，年长和接受传统教育的上层士子，多表现为维持传统或支持温和的革命，他们在1905年后构成君主立宪运动的主要力量，以及1911年后议会制的主要支持者。

    而年轻和接受西式教育的下层士子，多表现为明显的革命倾向，或推动着激进的社会革命。

    2011-03-2303:10:57

    （续上）

    思想的分化，既是士绅共同体分化的思想基础，也是在传统社会结构瓦解过程中，士绅共同体社会身份的重新认同。

    学而优则士，一直是传统社会结构给予智力精英的标准安排。这一安排既包含了对智力精英群体社会价值的尊重，也包含了对智力精英个人的社会奖赏。

    因而长期以来，读书－做官，便是智力精英们社会价值与个人地位被确认的主要方法。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才在中国形成了推崇读书和重视子女教育的社会传统。

    但随着经世之学的复兴以及科举制度走进历史，读书与做官之间没有了那种必然的关系，读书人的社会价值也就成为需要重新检讨的一个问题。

    这一时期，深受经世之学影响的读书人，重视知学（中国词语，见于王充论衡）的济世救民、济世经邦价值；而恪守传统价值观念的读书人，则依然将知学看作是入士、坚守传统和效忠国家（皇权）的必备基础。

    跟随康有为主张变法的梁启超，曾经在1905年之前极力倡导具有革命性质的社会变法与新民思想；但在革命思潮兴起后，却转而与主张革命者就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推翻皇权，进行了激烈的思想辩论；但在袁世凯复辟帝制问题上，却转而与康有为分道扬镳。梁启超的思想演化，代表着相当一部分智力精英思想的转化与发展过程。

    而杨度（1874－1931年），这一曾经为维新变法努力的人，却最终转而支持帝制复辟，并成为袁世凯帝制复辟的主要策划者，则代表了另一部分智力精英思想转化和发展的轨迹。

    我们不能因此就说梁启超是好人、杨度是坏人【11】，因为思想的分化而导致士子个人行为取向的摇摆，是特殊历史阶段中，个人受思想支配的一种选择。除非这一选择是出于个人私利，不然不能用好人和坏人、思想先进和落后这样简单的逻辑来标识。

    在共和革命成为一场运动后，倡导革命者，也因思想分化，而陷入了左右派的争执泥淖，便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11】杨度是湖南湘潭人，1893年中举获得功名，1894、1895甲、乙会试均落第。

    1895年会试期间，恰逢公车上书，亦参与，并认识了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等。还乡后，师从船山书院一代名儒王闿运，同门有杨锐、刘光第、刘揆一、齐白石等。

    1902年自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与黄兴同学，接受新思想，主张变法。

    1903年被保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初取一等第二名，因被认为思想偏激（主因是欲杨锐等师出同门）而未授进士。

    杨度曾为袁世凯称帝积极策划，袁称帝后被唾骂声讨，他的好友梁启超称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

    袁死后，其心灰意冷，踲入空门。1929年经潘汉年、周恩来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并由周恩来单独联系，直到周逝世前才由周口述披露其党员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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