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2410:59:26

    3、君主立宪与宪政共和的论战

    《民报》方面参与论战的有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陈天华、刘师培、章炳麟、冯自由等。《新民丛报》方面由梁启超一人出战。

    双方在将近两年时间内（1905年10月－1907年8月），主要围绕革命问题、排满问题、民权问题和土地国有问题进行论争。

    革命与改良问题：

    《新民丛报》认为革命将致内乱，从而导致列强干涉，甚至招来被瓜分亡国，因此应通过君主立宪，渐进改良现政府。

    而《民报》认为革命是内政问题，并非排外，不会引致列强瓜分中国，纵令引起干涉，亦不足惧，反会促起国人同仇敌忾；而现政府绝无改良可能，只能通过革命来推翻。

    排满和不排满问题：

    《新民丛报》反对将满人当异族的观点，由于此时满汉在朝廷已然平等执掌政权，且实行满汉通婚政策，应汉、满、蒙、苗、回、藏诸民族融为中华大民族，以抗外国诸族，如果一味排满，则是小民族复仇主义。

    《民报》则谓革命排满，是反对满族恶劣政府，若满清被推翻，各族自可融合，立宪政治条件才会具备。

    民权问题：

    《新民丛报》认为由于国民素质及社会条件尚不具备，应先实行10年开明**，而后立宪；若勉强实行共和，则会如法国革命，必然引起社会混乱，导致亡国危机，致使民生更加艰困。

    《民报》则引用天赋人权学说，认为自由平等精神谓人类共同具有，一旦建立民主政府，国民的民主政治能力自能养成，国民的能力终会胜于政府的能力。

    土地国有问题：

    《新民丛报》认为中国的土地制度较西方为优，土地兼并不据，土地国有如行于革命军兴之时，游荡无赖将乘机夺富人土地，以致天下大乱，如行于革命之后，弊害亦多，须先解决资本问题，方可谈土地问题，“以奖励资本为第一义，而以保护劳动者为第二义”，他国资本充斥于中国，则国人将永为牛马。

    《民报》则认为，“欲解决社会问题，必先解决土地问题；解决土地问题，则不外土地国有，使其不得入于少数人之手”，且土地和资本皆应归于国有，以国家为大资本家，从事生产，方可解多数贫民福利问题。

    2011-03-2411:15:39

    （续上）

    论战之无声销烟，以梁启超1907年8月停刊《新民丛报》而近飘散，而《民报》之攻击，则持续到1908年10月被日警封闭。

    论者一般以梁启超一人落败，革命者全占上风为结论，其中主要原因是梁启超持论两歧，既主张君主立宪，又对满清皇室复加针贬【21】，甚至发出“如是之政府，非底于亡国不止，等是亡也，不如自亡之”的强烈批评。

    梁启超更在《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中，斥责现政府为制造革命党的大工场。

    梁氏持论虽明，但对留学界批评之意见，遂引起读者反感，既连赞同梁启超的杨度也指出：《新民丛报》被人误解“二年前监督政府，二年以来纯然监督国民”。【22】

    这场论战已逾百年。

    而百年来的共和历程，却以其跌宕起伏的诸多事实，验证了梁启超意见的平实和持论有据，反倒是革命者所坐而言、起而行的共和革命运动，因不能避免梁启超所担心和批评的因素，终导致内乱迭起、外患不止、民困逾艰。

    而革命者在争论中所得上风，以及共和革命终究取代君主立宪而成为时代的潮流，并不能成为证明革命者意见正确的理由。

    因虽然如革命者所愿，在中国进行了共和革命，但革命并不如共和者所相信的那样，使美式共和民主成为现实，而是在付出了10年军阀混战、10年地方割据战争、8年反侵略战争和3年内战之后，直接否定了美式共和民主政体之于中国的合理性。

    【21】李剑农、萧公权、徐中约、郭廷以等均持此意见。当然，国民党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更从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总结这一论战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均认为梁启超的观点代表着落后的封建主义的思想。

    【22】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纲（第三版），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2011-03-2411:20:11

    （续上）

    有关这场论战，有两点需要说明。

    一是革命者将君主立宪和宪政共和二者对立起来的意见，并不正确，因为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均属于宪政共和，其国体均属于共和政体，其不同是要不要皇帝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满族人来做皇帝的问题。

    因此，两者在国体问题上来说均属于革命，只是革命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已。【23】

    二是双方论战的内容不超出民权、民族二义。

    在民权之义上，革命者的认识尚不及梁启超的理解全面和深刻，这或与汪精卫、胡汉民、陈天华、章炳麟等人性格偏执、有关西学知识不及梁启超深厚有关。

    而在民族之义上，革命者显然要较梁启超思想狭隘。

    【23】此一观点，萧公权、李剑农、张勇等均有论述，尤其是萧公权，认为康梁与孙文的主张，都是革命性的。

    张勇更是认为，“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其民权的本质并无二致，对于现实中国来说，无人不认为这是根本性的变化。所以，在实现这一彻底变革目标的路径上的不同选择（‘革命’与‘保皇’），其实有着共同的‘革命’意识基底”。见张勇主编，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晚清至民国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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