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2801:02:21

    (续上)

    几经艰难，谘议局选举总算完成，而个中问题却也不少。

    首先是各省主持选举的督抚及地方政府，对选举既无经验也无良好准备，不仅选民对选举缺乏认识，全国上下，除了极少数略懂西方选举的知识分子外，大都不知何谓选举。

    因此，开始的时候，各省督抚对筹备设立地方谘议局事宜迟缓不理，等到宪政编查馆咨文到来，还是寂静不动，以至于清廷再三催促，才着手打听办理。

    由于筹备缓慢，原定宣统元年4月间的选举投票，部分省份拖延到6－7月间才举行，这从实践角度验证了梁启超认为共和宪政尚不具备条件的意见。

    而投票情况也比较冷淡。以广东省广州府为例，登记选民1600余人，实际投票者仅为399人。

    为保证投票率，各地官府只能出面极力劝导选民投票，这自然为官府指导选民投票给特定候选人提供了便利。

    2011-03-2801:08:39

    （续上）

    与部分地区冷淡投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少地区出现为获得候选人资格不惜贿赂的情形。

    据张朋园援引史料介绍，广东选举行贿价码为40－200两银；杭州每票酬劳50两，牺牲（放弃候选人资格）300金；安徽怀宁县未开票柜，即知何人得票多寡。少数地区还出现公然动武夺取选票者。

    但这些现象同西方选举大撒金钱现象相比，在伯仲之间。

    而江苏、浙江、河南、直隶、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山东、山西、陕西等各地选举，则秩序竟然，甚至出现相互谦让之君子之风。

    对于中国破天荒第一次举行的选举来说，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存在，但除了选民普遍的冷漠之外，大体上体现了民权之精神。

    所有对这次选举的针砭获批评意见，不过是求全责备而已。

    这对于以乡村自治为基础的社会来说，即暴露了民权行使条件上的缺乏，也反映了民智可善加引导的可能。

    而选举毕竟是以市民社会为主体的政治**务，而雅利安人的城邦社会传统，为欧洲以选举为核心的民权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基础和思想基础。

    而这种政治规则，在中国乡村生活共同体社会内部，从来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务。这个共同体自有其处理问题的有效手段和规则，除非在这一共同体瓦解之后，且形成了西方那样的市民社会，不然，任何形式的选举，或者都不会是一个值得乡村百姓去重视的问题。

    1913年的全国选举、1918年的全国选举、1947年的全国选举、以及此后的全国性选举，大都表现出同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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