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3111:36:23

    （续上）

    此次投书遇挫，促使孙文决计革命。便往檀香山联络了几位老朋友，建立兴中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结会目标。

    这是中国第一个具有现代政党性质的政治团体。

    1895年2月孙返香港，设立兴中会总部。

    3月，清政府甲午战败求和，民情激愤，兴中会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图谋袭取广州作为反满根据地。

    孙文等遂在广州召集会员讨论起义计划，并设“农学会”，作为掩护起义机关，以三元里团防、城内外防营、水师官兵及北江、西江、汕头、香山、顺德一带的会党（三合会、哥老会）、绿林、游勇等为基础组织起义力量。

    后因缺乏经验、涉事不密，起义未战而败。陆皓东为保护会员名册只身犯险往广州城内机关被捕就义，孙文、陈少白、郑士良等逃往日本，孙文并剪辫留须，化名“中山樵”。

    2011-03-3111:39:06

    （续上）

    此后16年，孙文碾转于日本、欧洲、美国、安南及新加坡等地，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后，才再次踏上国土。

    而在截至1910年2月（正月）的15年间，以孙文为主的革命党人前赴后继，1900年在惠州、1906－1908年间在萍浏醴、潮州黄冈、惠州、钦廉防城、镇南关、钦廉上思、河口、1910年在广州横枝冈、1911年在广州黄花岗等又发动了9次武装起义，均未成功。

    但这些起义以及为起义而做的准备，使革命党人蜚声海内外，一批优秀的革命党人成长起来，尤其是郑士良、黄兴、黄明堂、朱执信、陈其美等人，是众多武装起义的策划者和指挥者。

    而受其影响的武汉新军及其相关的革命党人蒋翎武、孙武、刘公、熊秉坤、蔡济民、刘复基、张振武等，则直接发动和领导了辛亥武昌起义。

    当孙文等人1895年在广州筹谋第一次武装起义时，康有为正在北京激情昂扬地率领着举子们上书要求变法。

    本来尚可平静的晚清社会，就这样被两个广东人，奇妙地一南一北同时搅和起来，从此陷于社会革命与社会改良的躁动不安之中。

    2011-03-3111:44:01

    【史外肆言】康有为、孙文这两个广东人，在1895年通过在北京上书和广州起义，使清政府进入改制和革命的双重压力之下。予早年对这一奇妙的现象，着实困惑了一段时间。后经对珠江三角洲多地的寻访，才逐渐认识到广州府作为近代革命摇篮的必然性。此即本帖子开头所阐述的，近代历史中广东力量的来源。

    2011-04-0100:20:57

    2、兴中会中的基督徒、秘密会社成员和下层士子

    要正确地理解革命是如何在中国发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在进行革命之前,已经达成了一项重要的共识：学习西方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对抗西方。

    但同时，在学习西方问题上——比如怎样学习、学习什么、学习多少，又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由于分歧是如此地严重，以至于以改良为主要诉求的维新派、以革命为主要目标的共和派，都至少可分为温和和激进两种主要的类型。

    温和的维新派以康有为为代表，主张君主立宪；

    激进的维新派以梁启超为代表，主张依靠新民教育求长远的国民素质改善；

    温和的革命派以章炳麟为代表，他们支持革命或为痛恨清廷或为痛恨洋人，但远离一切以暴力为诉求的活动；

    而激进革命派则主张以武装暴力的方式推翻满清统治，以求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

    当然这种划分方法，只为理解上方便一些。实际上，维新者与革命者之间、温和派和急进派之间，并没有确切的界限，且常常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甚至相互支持。

    比如，作为倡导新民的梁启超，始终与革命派中的各类人物和势力保持着联系，革命派中的各类人物可能会因意见分歧或思想论争，而指责甚至谩骂改良派，但只要涉及到民族和国家前途的大事，所有积极求变的人们，又可以不计前嫌地自动地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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