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0100:22:44

    （续上）

    而在革命者这里，情况尤其复杂些。

    我们可从兴中会的成员构成和兴中会发动的第一次起义所依靠的那些主要力量，来认识这一复杂性。

    首先，兴中会的骨干是孙文和他的几个朋友，他们接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又在香港及广州接受过教会学校的教育，但他们对中国传统儒学和西方的思想，掌握得既不系统也不深入，如果不是勇气和持之以恒地以反清作为自己的目标，很难说他们可以凭借思想的力量吸引人们跟随。

    2011-04-0100:25:22

    （续上）

    其次，兴中会作为一个革命者的组织，人数以几百人为限，成员几乎都是广州地区的人，且三分之二成员的生活和活动是在中国本土以外。

    其成员主要是三部分人：年轻的中国基督徒、秘密会社成员、读过一些书的低级知识分子。

    第一批加入兴中会的人员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年轻的基督教教徒，这些以成为基督徒为反叛标志的年轻人大多又是接受过一定教育的低级知识分子。

    他们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主要借助的是亲戚、同乡和同学关系。

    兴中会与秘密会社的关系也是松散的，更多地是由于孙文早期（1886年）曾经参加或串联过具有强烈反清情绪的哥老会，因此在秘密会社中容易引起一些信任。而策划1895年的第一次起义时，广州周边地区的哥老会和三合会秘密组织，曾给予孙文等人以极大的支持，成为起义的主要力量。

    但由于这些秘密会社成员大多数是失去了生计的平民、流浪的劳工、被遣散的士兵乡勇及丧失生计的人，也包括土匪、海盗、小偷、走私贩子等中国社会的“边缘人”，而少数绅商和家境殷实的体面人，也有因反清意识强烈或企图利用秘密会社而参加秘密会社的。

    由于社会地位关系，绅商往往成为秘密会社的领袖，因此，秘密会社的反清思想，本身并不具有革命的性质，而且参加革命者策划的起义，也仅仅是他们经常想做的事情之一。

    这些秘密会社的领袖后来大多加入了兴中会。孙文1896年在美国短暂停留期间，还曾经在哥老会中倡导革命，并将哥老会抬高为“民族老革命党”。

    2011-04-0100:29:32

    （续上）

    第三，起义失败后，孙文先到了日本，除在横滨建立了一个极小的兴中会分会外，并没有在日本的留学生中留下影响。

    因此，孙文只身前往檀香山、美国和欧洲寻求在海外发动革命。

    而1896在伦敦发生的孙文被中国驻伦敦公使馆监禁事件，则将孙文变成了一个闻名西方、日本和国内的革命者。

    孙文自己认为是因在美国哥老会中倡导反清革命引起清政府的猜忌而被捕于伦敦【5】，但也有意见认为是孙文想在欧洲引起注意而自愿走进中国政府的伦敦公使馆【6】。

    但无论如何，伦敦被捕事件（被监禁了20多天）成为孙文革命事业的一个转折，他不仅在欧洲有了一个“中国年轻革命者”的名声，也帮助他在加拿大华侨中成功地进行募款。

    后来，当他于1897年再次到达日本后，便很快得到日本一批扩张主义冒险家的支持，并使孙文的革命在日本的政治家中有了“盟友”。

    这些盟友与孙文之间的暧昧关系一直未能得到厘清，以至于使孙文事业的复杂性更加混沌不清。

    【5】翦伯赞等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中华书局，1985年。

    【6】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该书作者认为，孙文是经过反复权衡，才冒险走进中国驻伦敦公使馆的。另，李敖在《孙文研究》中也支持这一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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