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0123:51:04

    （续上）

    唐才常的起义计划其实一直在进行中。

    到1900年他在武汉时，为募集队伍而发行的“富有票”【13】，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到8月时，已经有2万人在安徽大通（前军）、安庆（后军）、汉口（中军）、湖北新堤（右军）、湖南常德（左军）集结。

    这五路义军由唐才常的日本归国的伙伴领导（左军除外）。

    其中吴禄贞（1880－1911年）和傅慈祥（1872－1900年）出身士绅家庭，是湖北武备学堂学生，吴曾就读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

    沈荩（1872－1903年）出身商人家庭，为试用县丞；

    毕永年和林圭为留日学生，毕还是贡生，陈犹龙（1870－1919年）本是商人，拥有廪生身份。

    唐才常自任自立军总司令，将指挥机关设在汉口英租界。

    2011-04-0123:52:52

    （续上）

    起义像孙文在1895年策划的广州起义一样，还未开始便因出现组织问题而陷入混乱，导致混乱的是康有为答应的资金和武器没有按时送到。

    起义最终失败了，但在长江领域和两湖地区，产生了巨大的骚动和影响。

    唐才常、傅慈祥和林圭等20余人被捕并被杀害。张之洞原不忍自己的学生唐才常因犯事被捕，但迫于压力不得不要求英国总领事给予谋叛者逮捕证。

    吴禄贞幸免于难，后来任职武昌普通学堂，不久调任练兵处监督，武昌起义前任第六镇统制（驻京），武昌起义后曾密谋武装起义，为清室和袁世凯察觉，便令其出任山西巡抚并命其去攻打山西革命军，1911年底企图与山西革命军联合进攻北京时，在石家庄被袁世凯派人暗杀。

    2011-04-0123:55:46

    （续上）

    唐才常领导和发动的这场震动两湖地区和长江流域的起义，其主要依靠力量是秘密会社成员和年轻的读书人。

    这与孙文策划和组织的那些失败的起义大致上一样。

    湖南和长江领域的哥老会组织，早在湘军崛起之前就已经存在，但湘军的大部分被曾国藩解散后，湘军兵勇为相互救济而部分加入哥老会，遂使哥老会壮大。

    除湘军兵勇外，哥老会成员还包括小贩、搬运工人、商人、失地农民、大土地者、差役、甚至纨绔子弟，其中以湘军遣散兵勇为主的散兵游勇约占三分之一。

    这些哥老会成员大多具有侠义精神，反清是基本宗旨，反洋人特别是传教士是原则，但严谨盗攘平民。贺龙之父即为哥老会主要首领。

    构成唐才常义军的那些主要骨干人员，有22名秘密会社头领，5名军队中人，34名读书人和3名教员；读书人中，有15名留日学生，8名国内学生，11名有功名的人，而15名留日学生中，有6人出自湖南时务学堂，6人出自张之洞所办的湖北新式学堂【13】。

    【13】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2011-04-0123:59:01

    （续上）

    这些现象至少说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读书人中的中下层（举人及以下）成员，一旦受维新思想或革命者的影响，便不会再轻易成为满清政府的同盟者，而且他们的激进言行必然地会引起保守士大夫的责难。

    对社会变革的敏感性，区分了读书人对于变革的态度，而不是出身和经济地位，决定他们成为革命者还是守旧者；恰恰相反，家境富裕的士绅，甚至会较那些需要为了家族的名望去博取功名的寒门士子，更容易参与社会变革的事业，至少不存在明显的区别。即便革命时期，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及**的高级官员，也大致上是如此。

    其二，士绅和秘密会党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在革命问题上的鸿沟，或者说，读书人的革命性，并不会必然地高于秘密会党，或者相反；而秘密会社成员提供给革命者的支持，也并不表示他们是无产者或者农民的组织。

    在哥老会那里，因所有的成员在堂内是平等的，出身和身份并不会必然构成彼此之间犹如兄弟关系的基础。

    作为成员平等关系基础的，是会党之间的相互救济和侠义精神。

    后世革命者通常按经济地位确定个人革命立场的做法，显而易见不符合辛亥革命期间的事实。

    2011-04-0200:04:28

    【史外肆言】唐才常起义，的确和孙文及黄兴主导的起义大致相同。而构成起义的主要力量，则揭示了革命发展的复杂性。这是我们特意介绍唐才常起义背景的原因。

    由此可以看到，后世革命者，以经济地位或个人出身来理解革命动力的理论，实际上是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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