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0216:32:42

    (续上)

    这样一副工业画面，使武汉在中国城市中的重要性突显了出来。随之发展的是商业、教育和新军，并且以极大的吸引力将各类人才汇集到武汉。

    当然我们不是在描述两湖地区工业发展的历史片断，而是通过这些发展来透视两湖地区的社会结构演变。

    从这个角度来看，湖南和湖北的上层社会，表现为非常重要的不同，而且分别代表了中国的两个相互映衬的侧面。

    在湖南，尽管有陈宝箴、唐才常、黄兴等维新人士和革命者的影响，但传统的士绅力量要比湖北强大。

    因此在士绅影响下的湖南，表现为一种顽固的保守性。

    例子之一是，到1886年为止，没有一个外国人能进入长沙，基督教教士的屡次尝试，都被湖南人成功地阻遏。一个英国传教士曾写道：

    “湖南……是大陆腹地中一座禁闭的城堡，因而也是一个无与匹敌的、特别引人注意的身份。中国的保守主义，以及对于所有外国事务的反感，都在这儿集中起来了。因而，这里不仅产生了中国最好的官吏和军队，也出现了对基督教的最强烈的攻击。不管别的省份采取什么态度，湖南仍然毫不容情。所以，在中国其他各省向传教士和商人开放很久以后，湖南人继续吹嘘没有一个外国人胆敢进入他们的省境。这样一个反抗的堡垒，自然成了十字军的目标。”【3】

    【3】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2011-04-0216:47:26

    （续上）

    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两方面。

    一是湖南人个性中有极其固执的一面，这一面，因岳麓书院的存在，而使湖南的士绅阶层，自觉认为，恪守传统人文精神是必须的责任和义务，从而表现出强烈的国家忧患意识。

    二是信仰基督教的太平军，曾是湖南子弟作战的对象，这自然成为湖南人仇视基督教和外国人的一个重要理由。

    但是湖南人对外国人的这种阻遏，还是没能坚持很久。1897年，传教士突破了湖南的堡垒，第一个基督教传道会在常德建立，衡州也出现了传教活动，但在1900年义和团攻击洋人的时期里，湖南人通过杀死传教士和捣毁教堂的方式，迫使传教士从湖南逃匿。

    1902年，作为解决义和团事件的一部分内容，以中英商约的方式，将长沙作为通商口岸，湖南才真正被迫向外国人开放（1899年岳阳曾作为通商口岸开放，但只具有象征性）。

    但长沙人聪明地劝使日本人，接受了常遭水灾的城北低洼地，为日本租借地，并不让外国人在此处之外购买土地。

    尽管后来由于北京的干涉，才允许列强购买沿江至城西一带的土地,但城墙以内的土地还是没让列强购买。

    1905－1906年，士绅们为了反对一个英国人在城内建立商号，发动了一次集体抵制活动，后来迫使其离开湖南【4】。

    【4】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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