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2302:58:57

    （续上）

    士绅共同体的分化可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士绅群体分化和思想的分化。

    士绅群体分化为传统派、改制变法派、激进派、绅商、军绅和革命者6类。

    （1）坚守传统的，成为帝制皇权的坚定卫道士。

    （2）坚持改制变法的，如康有为、梁启超等，成为君主立宪的旗手，推动和促进了1905年后的君主立宪新政。

    （3）思想激进的上层士子，热衷于倡导目标并不明确的革命，最后发展成为独立的学者型名士和民间思想者，如章炳麟、陈独秀、蔡元培、张伯苓（1876-1951）、李大钊（1889－1927年）等。

    （4）另外，一些深受经世之学影响的士绅人物，如盛宣怀、郑观应、张謇等，不以入朝为官为正途，而以创办实业为己任，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成为那一时期卓尔不群的优秀人物。

    这种士子或官绅出身的工商业者，成为推动工商业发展和铁路建设的重要先驱。

    （5）而那些1880年以后出生的士子则分为两类，一类因入武备学堂习武而从戎或成为革命的同盟者；

    （6）一类则因接受西式教育或在海外接受西方教育而成为革命者。

    在这6种类型的士子中，年长和接受传统教育的上层士子，多表现为维持传统或支持温和的革命，他们在1905年后构成君主立宪运动的主要力量，以及1911年后议会制的主要支持者。

    而年轻和接受西式教育的下层士子，多表现为明显的革命倾向，或推动着激进的社会革命。

    2011-03-2303:10:57

    （续上）

    思想的分化，既是士绅共同体分化的思想基础，也是在传统社会结构瓦解过程中，士绅共同体社会身份的重新认同。

    学而优则士，一直是传统社会结构给予智力精英的标准安排。这一安排既包含了对智力精英群体社会价值的尊重，也包含了对智力精英个人的社会奖赏。

    因而长期以来，读书－做官，便是智力精英们社会价值与个人地位被确认的主要方法。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才在中国形成了推崇读书和重视子女教育的社会传统。

    但随着经世之学的复兴以及科举制度走进历史，读书与做官之间没有了那种必然的关系，读书人的社会价值也就成为需要重新检讨的一个问题。

    这一时期，深受经世之学影响的读书人，重视知学（中国词语，见于王充论衡）的济世救民、济世经邦价值；而恪守传统价值观念的读书人，则依然将知学看作是入士、坚守传统和效忠国家（皇权）的必备基础。

    跟随康有为主张变法的梁启超，曾经在1905年之前极力倡导具有革命性质的社会变法与新民思想；但在革命思潮兴起后，却转而与主张革命者就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推翻皇权，进行了激烈的思想辩论；但在袁世凯复辟帝制问题上，却转而与康有为分道扬镳。梁启超的思想演化，代表着相当一部分智力精英思想的转化与发展过程。

    而杨度（1874－1931年），这一曾经为维新变法努力的人，却最终转而支持帝制复辟，并成为袁世凯帝制复辟的主要策划者，则代表了另一部分智力精英思想转化和发展的轨迹。

    我们不能因此就说梁启超是好人、杨度是坏人【11】，因为思想的分化而导致士子个人行为取向的摇摆，是特殊历史阶段中，个人受思想支配的一种选择。除非这一选择是出于个人私利，不然不能用好人和坏人、思想先进和落后这样简单的逻辑来标识。

    在共和革命成为一场运动后，倡导革命者，也因思想分化，而陷入了左右派的争执泥淖，便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11】杨度是湖南湘潭人，1893年中举获得功名，1894、1895甲、乙会试均落第。

    1895年会试期间，恰逢公车上书，亦参与，并认识了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等。还乡后，师从船山书院一代名儒王闿运，同门有杨锐、刘光第、刘揆一、齐白石等。

    1902年自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与黄兴同学，接受新思想，主张变法。

    1903年被保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初取一等第二名，因被认为思想偏激（主因是欲杨锐等师出同门）而未授进士。

    杨度曾为袁世凯称帝积极策划，袁称帝后被唾骂声讨，他的好友梁启超称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

    袁死后，其心灰意冷，踲入空门。1929年经潘汉年、周恩来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并由周恩来单独联系，直到周逝世前才由周口述披露其党员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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