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2314:57:47

    （续上）

    用费正清的意见来解释一些复杂问题时，尽管可以很好地将中国人面临的艰难选择，做简单而又合理的处理，但这一意见的假定前提，是中国社会存在着一种惰性的力量，言下之意是说，中国倾向于固守自身的传统而消极地对待西方化，只有外部压力较大时，才被迫做出临时的应对。

    这样的理解显然不如徐中约积极，但未必不是一个中肯的意见。

    至于这种略带消极的态度，与近代中国人前赴后继企图抵抗西方影响的努力之间的关系，便很难做出判断了。

    看来，即使是如徐中约和费正清这样严谨的学者，在关于中国近代历史评价问题上，也有力所不逮的地方。

    2011-03-2315:04:30

    2、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对中国帝制国体的认识

    如果对比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和西方入侵后中国人对自己的看法，会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它反映的是因文化和观念的不同，而产生的观察差异，尤其是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人对中国的理解，代表着启蒙时代欧洲人寻求突破自身局限的积极立场。

    伏尔泰曾经说：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因此，他认为，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伏尔泰甚至感慨，在欧洲各国还是森林中的野人的时候，中国人已经能够用完善而明智的制度治理国家，他深以不能生活在中国那样的国度为憾。

    相对来说，孟德斯鸠则是从制度而不是思想文化角度，来认识和评价中国的帝制政体：

    “中国的立法者们……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义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礼教。中国统治者就是因为严格遵守这种礼教而获得了成功。……那些不以礼而以刑治国的君主们，就是想要借助刑罚去完成刑罚的力量所做不到的事，即树立道德。一个公民，因为丧失了道德的观念，以致违反法律，刑罚可以把他从社会里清除出去。但是，如果所有人都丧失了道德观念的话，刑罚能把道德重新树立起来么？刑罚可以防止一般邪恶的许多后果，但刑罚不能铲除邪恶本身。因此，当中国政体的原则被抛弃，道德沦丧了的时候，国家便将陷于无政府状态，革命便将到来。

    “因此，中国并不因为被征服而丧失它的法律。在那里，习惯、风俗、法律和宗教就是一个东西。人们不能够一下子把这些东西都给改变了。改变是必然的，不是征服者改变，就是被征服者改变。不过，在中国，改变的一向是征服者。”【4】

    【4】[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商务印书馆，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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