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0217:16:54

    （续上）

    老士绅的边缘化，还与另外三个因素有关：一是晚清士子队伍的扩大，二是取消科举制度，三是省谘议局的选举。

    太平军起义前，全国有生员以上功名的人110万名，其中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的人约74万名，通过捐款途径得到功名的人约35.5万名。

    太平军评定后，为了回报地方各界平定太平军的贡献，科举名额开始增加。到1871年时，生员名额由太平军起义前的25089人增加到30113人，武生名额相应地由21200人增加到26800人，此后基本上不再增加。

    按费正清等人的推算，如果每个生员取得功名后还可以活33年，则到1900年时，通过科举考试的生员总人数应有91万名，比太平军起一前增加23％，在全部人口中，生员的比例从万分之十八增加到万分之二十四。

    如果将同期通过捐款取得功名的53.4万名生员加上，则全国拥有生员以上的总人数约为144万名。这意味着全国约有144万个家庭大约720万人被视为特权阶层，享有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

    这些人中，又可以粗略地将取得贡生资格及以上的人看作是真正的上层，因为贡生可以作为官员的候补者而获得一定程度的社会尊敬与特权。

    太平军起义前，贡生及以上的人员约有125000名，占全部有功名和官衔的人的11％；太平军起义后，贡生及以上的人员有204000名，增加了63％【6】；这意味着上层人士的队伍在扩大。

    除在商业上和土地上取得成功外，取得功名，其实是进阶上层社会的主要途径。

    但在1901年取消武举考试、1905年取消科举考试后，按规定，功名的取得与新式学校的教育等级相关，但并没有认真的核定过。

    这样，在考察科举制度废除后中国人的功名身份，就增加了困难，但大体上可将这一时期主要在省会城市设立的高等学堂，包括各类师范学堂、专门学堂、武备学堂及官办书院等，视作培养较高级人才的学校，毕业生可比照举人而被看作是上层社会的组成分子。

    【6】此处数据引自：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这些数据在前面一些地方介绍过。重复介绍，主要是不浪费大家时间去查询。

    2011-04-0217:19:11

    （续上）

    作为这一群体的重要部分，新式军官的培养则体现了军队的变化，并且这个变化同其他上层社会的变化一样，对老士绅出身的军官集团提出了挑战。

    早期的军官在成为军人之前，大多都拥有正式的功名。

    新军的创建，使得军官的素质有了与前不同的要求，这就为培养新式军官的各类士官学堂的创立，提出了必要性。

    1900年以前，各地的武备学堂、水师学堂约有10多所，比较重要的是李鸿章创建的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张之洞创建的武昌武备学堂、广州水陆师学堂，袁世凯在保定创建的六所武备学堂等。

    1901年武举废除后，各省都建立了武备学堂。到1906年时，全国有武备学堂35所，学生6307人，水师学堂4所，学生350人，又691名士官和军官在派往日本学习，还有15人在欧洲学习。

    到1911年时，各类军事教育机构达到近70所。

    在这些学校学习的年轻人，由于新军逐渐成为清政府、各地政府加强自身力量的重要基础，便也获得了受尊敬的身份和地位，他们作为新型军官，逐渐成为一个有重要影响力的集团。

    2011-04-0217:21:46

    （续上）

    重要的是，1909年谘议局的选举和构成，则将上层社会成员中那些具有开明思想、新绅商和个人野心的人，集合在省会城市，成为省会城市中的头面人物，如果他还足够富有或者足够有学问的话，甚至可与巡抚的名望媲美。

    尽管咨议局议员在理论上代表着州县的利益，也是州县选出来的，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却居住在城市里。

    而且，这些议员不仅是本省工商业发展的积极推动者，也还是各类学校的教师或投资者。

    与其说他们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不如说他们是当时中国上层社会中比较开明，及具有影响力的一个精英性群体。

    这个群体就规模来说是十分小的，在全国不过千人。

    他们既不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也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更不是农民的代表，特别不能被认为是革命者或者是顽固派。

    他们所代表的，是他们“自己”——作为社会精英对学识和社会责任的担承。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因为他们中部分人曾创建过实业，或者说他们比一般人富有，而将他们称为资产阶级。

    因为他们比一般人富有那是肯定的，而从他们创办实业的目的来看，并不是单纯地使自己成为资本家，更多地是出于实业救国的愿望，或者像我们今天，不能因为很多人开办了自己的公司，就被认为他们是资产阶级一样——除非我们还认为赤贫是革命的目的。

    2011-04-0217:38:22

    【史外肆言】这最后一个问题：资本家及其财富问题，是中国近代革命中被理论搞得最复杂的一个问题。

    作为近代历史中起过重要影响的群体，这些资本家及其所创建的实业，其初衷，包含着实业救国的信念，因为创办实业的大多数人，在那个时代属于士绅群体成员。

    我们多次说过，经世之学在近代的艰难复兴问题，实际上，士绅群体纷纷创建实业、或转向新式教育、或转向武备学堂习军事，正是经世济邦之要旨，而不是误解者所理解的对经世之学的学术承继问题。

    这涉及到对儒学的理解问题。今人大多将儒学理解为纯粹思想范畴的东西。这并不正确。儒学是入世的，其主要思想，正在于倡导学有所成者，立身以济邦。

    本文章序言中，特意提出过“正本清源”之要求。实际上，仔细阅读前面的内容，可知，我们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介绍和理解，基本上站在经世济邦这一儒学正宗的角度。儒学思想的宏大及其对中国文明传承的价值，正在于其经世济邦之思想。《中庸》和《大学》两篇，要旨不外如此。

    读文章的后生们，切记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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